√√ 本文转载自理想湖第142期

傅雷遗书

此系父母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信。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九月三日凌晨父母就从从容容、坦坦荡荡的含恨弃世。那时家兄远在英国，我虽在北京，但犹如泥菩萨过河。故遗书是写给我舅舅朱人秀的。

——傅敏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①，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儿媳，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①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

《傅雷家书》的尾篇便是《傅雷遗书》

傅雷先生与夫人梅馥

专访叶永烈：

傅雷的三页遗书 

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

今年是傅雷夫妇逝世50周年。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还在地上铺了棉胎，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就这样，傅雷夫妇双双离开人世。这一幕，在上海作家叶永烈的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得以还原。

8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叶永烈家中。他为澎湃新闻记者打开了专门存放傅雷亲友采访资料的蓝色箱子，里面还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雷儿子傅敏所赠。在这天下午，他翻着这些档案资料，再一次讲述傅雷夫妇最后的故事。

自杀前，

傅雷夫人让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1985年7月，叶永烈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傅雷夫妇的死亡档案。

这份死亡档案上清楚地写着傅雷夫妇属“上吊自杀”，死者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而死者身份那栏，赫然写着两个字——“右派”。

其实，在看到死亡档案之前，叶永烈都以为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因为傅雷夫妇自杀时唯一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是这么说的。“连傅聪和傅敏都这么以为，就是听了保姆（周菊娣）的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周菊娣）为什么说他们是服毒自杀。”

到了9月3日早上9点，主卧里依然没有传来任何动静。按傅雷家的规矩，保姆不好随便进主人家的卧室。但主人那么晚还没起来，周菊娣有点怀疑——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她还想起前一天晚上，傅雷夫人朱梅馥说过一句怪怪的话“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周菊娣去敲门，发现主卧门没有反锁。“她一看有人死在那里，没有太看清楚就梆梆梆地跑去居委会那里，居委会再去派出所报告。”叶永烈说，当时派出所的户籍警叫左安民，是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自杀卧室的人。左安民跑得很急，门用力一开，傅雷就落下来了。

左安民把傅雷扶好，放在躺椅上，再把傅雷夫人放下来。周菊娣这时候还是心惊胆战，后来好不容易进卧室了，看到傅雷身上有好多紫色尸斑，以为这是服毒自杀形成的。又因为傅雷夫妇养花，花有虫，买了敌敌畏，周菊娣便以为两人是喝了敌敌畏。“她对傅敏、傅聪这么说，所以傅敏、傅聪也这么说，就有很多人传开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的。”

“我起初也是按服毒自杀来写报告文学《傅雷之死》的，就要发表时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月虽然很乱，但傅雷是名人，按照上海当时的情况傅雷死了一定有死亡档案。”于是就有了叶永烈到上海公安部门的查档，“一看这么厚，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我还找到了为傅雷夫妇做尸检的法医，法医告诉我他们当时没有查出什么毒液，就是自缢身亡。”

“所以现在关于傅雷之死的描写，有的说是傅雷夫人先上吊，然后傅雷再上吊。有的说他们上吊之前还说过什么话。这些纯粹属于胡编，因为档案里没有。”叶永烈如是说。

“傅雷要特务回来，

傅雷也是特务”

死亡档案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记着周菊娣这样的回忆：“在八月三十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九月二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叶永烈感到奇怪，傅家本与上海音乐学院毫无关系，傅雷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过一天，傅聪也未曾在那里念过一天书，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为何找到了傅雷？

后来，叶永烈在采访上海音乐学院时发现了一个线索，那便是同样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李翠贞的丈夫在香港，要李翠贞同去。但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的李翠贞还是很希望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李翠贞写了信给关系要好的傅雷，询问是回来还是留港。傅雷说还是回来好。

“李翠贞从香港回来。按当时‘红卫兵’的逻辑，她肯定是特务。”叶永烈说，1966年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派人在她家中抄找到几封傅雷写给她的信件，于是这群人认定“傅雷要特务回来，那傅雷也是特务”。

“抄家三天三夜，他们（傅雷夫妇）连续折腾已经够累了。其中导致他们自杀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红卫兵’在他们住的那幢楼的阁楼抄到了一个箱子，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他们家的。‘红卫兵’在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小圆镜，解放前生产的，背面有个蒋介石相片。”

“这在当年，是不得了的事情。”叶永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红卫兵”一本正经地把这面镜子当成傅雷反革命的罪证“斗”他，“现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傅雷遗书开篇也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刑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更让叶永烈非常震撼的是，傅雷这篇长达三页的遗书“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在那样一种时刻，他写他的遗书是那么镇定，连火葬费、给保姆的工资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他们是非常镇定地离开这个世界的。”

傅雷政治上被逼到墙角，

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傅雷亲笔填写的《闲散劳动人员登记表》上写着：“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55-19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1957年：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没有单位。那个年代没有单位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叶永烈说，虽然傅雷是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但也是挂名虚职。“他生活靠什么？就是靠翻译稿费。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给他的稿费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

但按当时的规定，“右派”分子是不可以出书的。“他的情况又不大一样。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又不是‘右派’。”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也是傅雷的好友楼适夷曾告诉叶永烈，出版社那时劝傅雷换个笔名，这样译稿就可以出版了。

“可傅雷这个人脾气非常倔。他说——我过去也用过笔名。但是，因为我是‘右派分子’而要我改名，我不干。他那时政治上被逼到墙角了，经济上也被逼上绝路。”

户籍警左安民曾告诉叶永烈：“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叶永烈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傅雷故居那条弄堂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顾圣婴也是在”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