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学元，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演奏硕士研究生，南京农业大学人文院艺术系青年钢琴学者。 两度举办个人原创作品专场音乐会，2011 年获得“长江钢琴杯”钢琴展演银奖，即兴演奏的单首作品长达40分钟，已编译出版 80余本乐谱10余张CD。
陈学元善于思考和总结，不盲目崇拜权威，对钢琴教育现状形成了独特的见解，他从5个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国内钢琴教育现状。
他提出了一些鲜明的观点：比如钢琴考级“弊八利二”、车尔尼练习曲定级制度不合理。
阐明了一些现象：比如音乐书籍和录音，盗版猖獗，作者的创作成果不被尊重；不少琴童家长让孩子学琴只是源于面子，没有明白学琴对孩子的真正意义。
他还阐述了家长、教师、学生“三个客体”的“六组关系”，指明如何让这“六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和有利。
在阐述观点之前，陈学元动情地分享了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琴经历。
其独特的学琴经历我们无法复制，但其勤奋刻苦的精神，追求音乐的不锲精神值得今日广大之琴童学习！
「访谈实录」 ▼
您从4岁开始学琴，请谈谈您的学琴经历。
/师从叶惠芳教授/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家里人便为我的将来开始了如同长征般的操劳。
4岁那年，我开始学习钢琴。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有幸拜入当地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南京艺术学院叶惠芳教授门下。
她不轻易收学生，也许是看中了我手的条件、我的勤奋，以及家里人的再三恳求，才勉强答应收我为学生。
在我日后执教日子里才恍然大悟过来，她当年教给我最精华和宝贵的，第一首先是触键和表现，第二就是做人要真诚公正。
陈学元和恩师叶惠芳教授
我们的经济条件非常拮据，当时社会上大部分老师10元一节课，叶老师一节课就是100元，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母亲一直告诉我，我们一节课要当十节课去学，要学就要学精，尽可能把老师教的在下周落实得更好。
由于学习程度越来越深，有时候母亲监督不严的情况下，我会偷工减料，但最终还是逃不过老师的眼睛和耳朵。
我小时候没少挨过打骂，甚至还接受跪搓衣板，不许吃饭等惩罚。当然，由于我胆小，很多情况下记住了教训又继续乖乖练琴去了。
在这里，我想分享我小时候求学时父母对我学习的奖惩方式。
我是独生子，没有和兄弟玩耍的机会，加上每天要练琴4个多小时。
于是，我的放松时间仅有：看动画片一小时和上完钢琴课的几小时。
那时候，看动画片，几乎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不像其他孩子还可以出去玩耍、打游戏机。
1992年陈学元在海口
父母从小对我非常严格，教育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做事情要么别做，要么做好。
这些话整天萦绕在我的耳边，自然而然也使得我的性格中多了几分执着劲儿。
我的童年虽然非常单调，有时候弹琴也很被动，但是我从来不会对弹琴产生排斥心理。
转眼间快到小学毕业，功课也越来越紧，我还是继续跟着叶老师学琴。
我花了很大功夫，最后考进了南京艺术学院附中，这对我们一家子来说也是一大惊喜了——我终于迈进钢琴专业的路子。
1993年陈学元在家中
/授赴乌克兰基辅学习三个月/
然而，好景不长，叶老师得了重病。
我爸爸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只要一有空便去医院看望她。
日久天长，叶老师终于被我爸爸的这片感恩之心打动了。
这之后，我们一家人与叶老师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高中即将毕业，老师的病情也逐渐好转。她为我们出谋划策，征询我要不要出国深造。
后来，我们听从了她的建议。
陈学元和恩师叶惠芳教授
我顺利被乌克兰基辅的一所列先科音乐学校录取了，家人不放心我一人出国，于是母亲决定陪读。
到了基辅后，我对那里的环境感到很是新奇。
国外毕竟和国内不一样，空气倍儿新鲜，树木丛林，鸟儿街上啄食，到处都是令人啧啧称叹的风景。
市民们各自忙碌着自己的事儿，说话声低得只有走近才能隐约听到。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对我也是热心地照顾，在那儿，我除了有自己的专业课外，还有室内乐重奏课和声乐伴奏课。
这些课一般在国内音乐学府的本科以上才会设置，而对于乌克兰的音乐学府中把重奏课安排在九年级（那里把小学、初中、高中一共十一年制放在一起）以上学习，无疑是更加注重学生对音乐各个方面发展的培养。
母亲在离我学校很远处安顿了下来，她只要一有空，便会从老远的住所冒着零下15度的大雪给我送好吃的。
学校的伙食经常是土豆泥，或者通心粉，我很不习惯。
最盼望的就是每周平均一次的牛肉饭，这在学校就算是最好的美食了。
就这样，持续了一学期，可我毕竟呆惯了南方，对于那里如此寒冷的天气我还是坚持不下来。
还因有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于圣诞节前夕回国了，就这样短暂的3个月，让我从此永别了基辅。
1993年陈学元在家中
/考上上海音乐学院/
这回来归回来，还是得继续念书的。
经过叶老师的推荐，我考上了上海东方行知钢琴进修学校。
同样，母亲如同一位慈祥的保姆，继续在那里租了房子陪我读书。
就这样，很快就到高考了，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家里人十分渴望我能考上上海音乐学院，但是当时的情形不是十分乐观。
记得高考前考学校那时，家人一共让我报了大约5个音乐学院，但只有川音、星海、上师大三所入围，最后当然还是要去上音试试。
爸妈都渴望我能考进，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啊！我又不算是精英，家人的心和我一样仍是悬着。
公榜那天，下着小雨，我和母亲的步伐都很沉重。
熬到了学校，我们的目光都急吼吼地寻向了那张单子上——我真的榜上有名了！
母亲还没来得及高兴，便赶紧去找公共电话亭往家里报喜。
父亲在电话一旁听到我录取的喜讯后，兴奋地一整夜没睡着觉，整个家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里……
从此，我便踏上了求艺于上音的漫长道路。
1995年陈学元在南艺
阐述一下中国钢琴教育现状，并谈谈您对这种现状的看法。
请允许我从以下5大板块来分说。 01 /国内钢琴考级，弊八利二/
其实学习任何一门乐器还是其他学科，考核制度的合理存在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它可以督促孩子好学上进，同时也可以检验一个学生这一段时间学习的情况。
但事实上，中国当代作曲家、钢琴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赵晓生先生多次怒斥，考级不能只为了拿一张形同虚设的白纸黑字，哪怕是10级。
在我看来，现在国内的考级整体是“弊八利二”。
首先如果能让一个弹了一半，并且有磕磕碰碰、断断续续情况的孩子通过，那么这个里面基本同情分占绝大多数。
国内的考级也好，国外的也罢，总体初衷是能过就过，以鼓励机制占多数；
另一方面，卡人太严，很多人就不想去考某一个地方的考级了，那么如果没人去报，这个考级也就很难生存。
因此，某些机构的考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标准，甚至暗箱操作的情况在小城市也是屡见不鲜。
这样的考级一来水分太大，二来总让人不禁想到过于商业。
实际上，全国除了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音协的考级是分别每两年和每年全换曲目之外，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这么做。
相比之下，高频率的换曲目对教师是一种考验，长时间曲目不换，从某种程度上“养肥”了一部分老师长期靠那些老三篇曲目“养活自己”。
事实上，现在全国越来越多人考英皇考级（ABRSM）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目前国内可以见到的考核制度相当完善和全面的考试体系。
一方面曲目不仅是两年一换，涉及的曲目风格从巴洛克到爵士，熟知度比较小也让更多人可以有好奇心接触，同时公平竞争学习；
另一方面单人面试考核的时间也比国内的任何一个机构的要长得多（经常多达一刻钟）严得多，其中不仅要完整弹奏3首自选曲目，还要音阶琶音，视唱练耳、视奏等等。
最关键的是他们最后的评价，是考官给演奏者一段中肯的评价文字以及评定分数。
虽然这几年一直有人士诟病英皇考级难度在不断降低，而同时收费依然昂贵。
但是对此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的考级能更加完善，不完全冲着商业目的，我们无论考哪个机构，都可以提高孩子的演奏水平。
最重要的是，国内的考级不仅在制度上需要越来越规范，曲目也要像上海那样，加试一首陌生作品作为视奏。
02 /奇葩的车尔尼练习曲定级制度/
实际上，这是个长时间被延续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与其说这是我们的“特色”，还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被市场给收买了——大众熟知车尔尼体系，就都按照这个来安排了。
我曾经注意过国内出版的大部分乐谱，很多封面都赫然写上“本书适合车尔尼作品599难度”等类似字样。
由于国内钢琴教学界，几乎所有人都知晓车尔尼，而他的作品599、849、299、740（下文简称“序列1”）的曲目早已成为了很多琴童必学的练习曲。
自然而然，很多出版商为了迎合市场，也不得不用他的作品作为难度的参考标杆。
但是，既然车尔尼的练习曲是经典，他的其他作品139、636、718、748、821、823（下文简称“序列2”）等却很少被“掺和”进教学（尽管也有不少教师选用）。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
从整体难度来看，该“序列”涉猎的难度几乎涵盖了1—10级，用其作为难度参考也没什么本质问题。
但实质上，作品599也有较难的作品，作品849也有较容易的作品，纯粹用这个序列，并不具备确的指向性，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此外，并不是除“序列1”外，车尔尼其他练习曲就不具有这样的难度跨度的条件。
我不想考证“序列1”有无科学性，也不想论证“序列2”是否必须得学习。
但仅仅用4本书来作为难度的尺度，未免有失学术的准确性，并且仅凭“序列1”来定级是否有些狭隘了。
美国钢琴教育家简·玛格拉施（Jane Magrath）是现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钢琴系主任，并在全美音乐教师协会和全美钢琴教育协会中任职。
她的出色表现得到世界各地钢琴教师和演奏家的关注和欢迎，曾在40多个国家演奏和教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已从美国Alfred音乐出版社引进了她汇编的一套《钢琴经典必弹》，深得国内师生的青睐。
而她本人曾花很久时间编纂的《钢琴家常用教学与演奏文献指南》（The Pianist's Guide to Standard Teaching and Performance Literature）在美国的钢琴教育界同样非常受欢迎。
书中的参考曲目对应的难度同样也是1-10级，但是其10级大约相当于国内考级难度的6级左右难度。
观察这份曲目单，作品涉猎非常广泛：
从巴托克的《小宇宙》到巴赫的《安娜·玛格达莱拉·巴赫的笔记本》，从布格缪勒《25首钢琴练习曲》（作品100）到巴赫《创意曲》，从克莱门蒂的《钢琴小奏鸣曲》（作品36）到柴科夫斯基的《少年钢琴曲集》（作品39），从库劳的钢琴小奏鸣曲到一些莫扎特、海顿、门德尔松、肖邦的简单作品。
这仅仅只是一份难度标准参考的清单啊！
这本书近600页，简介推荐了数百位钢琴文献史上作曲家的大量钢琴作品，筛选曲目以难度不超过玛格拉施教授界定的10级为标准。
而图中这份名单上赫然没有提及一本车尔尼的练习曲（正文内容当然是涉猎了）。
这是巧合，还是在美国钢琴教学不用车尔尼的体系呢？
此外，图中还有大家不很熟悉的图尔克、图瑞纳作品等等。
既然这作为标准来参考，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些作品在美国的钢琴教学界已经较为熟知、或者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呢？
据我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很少有老师，按照车尔尼整本书的思维模式给学生布置作业。
弹及车尔尼的作品，也只是选用一二。而她本人编纂这本书，也就是为便捷美国的教师能更为广泛地获悉几个世纪钢琴的音乐作品所撰写的。
总的来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就是这么走，我们更需要用非常开放的方式，接触更多的新鲜事物，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界，而绝不应是坐井观天！
在中国，弹奏车尔尼练习曲已经僵化到不弹就被“边缘化”的地步。
其实，我根本不是说车尔尼的作品不好，但实际上，一些老师自己未必可以弹奏几首，而被问及为何这么一首一首挨个儿教学生时，他们自己却只能吱吱唔唔地说“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教我的”。
中国著名钢琴教育家但昭义曾撰文说，我们的教师不应该以前学得什么，现在就教什么——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教师能够多元化地选择更多作品。
当然，车尔尼钢琴体系的完善和全面性，早已被全球无数钢琴家的成功实例所证明。
但是，他的练习曲如果不能多元化的接触，什么都不尝试接触，只学习“序列1”，是否会有盲人摸象的“嫌疑”呢？
撇开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大的因素，我们其实在接触车尔尼这些“序列1”的同时，为何不能问问自己，为啥不能从“序列2”中寻找我们需要的初级练习素材，而非得循规蹈矩呢？
03 /书籍录音，盗版猖獗，创作成果不被尊重/
其实在我读书期间，当时经济条件有限，国内的引进乐谱对于学生一族来说也比较贵，因此，去图书馆借阅和复印便成了家常便饭。
久而久之，读书的学生逐渐依赖所谓的影印乐谱。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行为若在国外，小范围自己因私使用，复印是允许的，但是量大，国外的印店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是违法。也因此，国外的乐谱有很多薄薄的单行本，权当“弹啥买啥”便携版了。
然而，在国内，由于很多民众对于版权的意识还未像国外人士那么重视，而且国内的和版权相关的法律条文实施起来并不如国外的那么容易，于是书籍或是乐谱的盗版现象日益泛滥，甚至有些人知法犯法，也并不当回事。
窃以为，很多人并不把书籍的制作盗版和购买盗版当作严肃事情来对待。
一方面，是很多读者并不觉的或者很难想象一本书的诞生如同伟大的母亲生孩子；另一方面，作者和出版社的维权以及法律的严惩还有待提高。
市面上60元一本对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购书人士或许会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估计多半是翻一翻然后径直离去。
但真和国外的乐谱对比，国内的书真是非常价廉物美了。
据说，我的朋友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附近的书店看到波兰国家版杨·艾凯尔编注版肖邦全集，如果全部买下来，换作人名币至少得有五位数，而上海音乐出版社引进版的费用可能只有它的1/10。
而很多人随便请朋友吃顿饭，或是相聚一下，一般超过100甚至200元都不觉得贵。
一本书所有的成本，是在首次出版所印册书乘以定价的30%-40%，这些成本包括了图书排版、装订等，还未包括责任编辑的编辑、审稿、校对、管理等费用。而一般只有等图书再版后，他们才能收回所有的成本。
也就是说，音乐类书籍，或者说专业人士的乐谱如果因“高冷”没有再版，这个选题从商业角度就是失败的。
对此，出版商对此书根本谈不上“温饱”，更谈不上“致富”。
他们只有不断地通过出版一些较受大众欢迎的选题，维持“生计”，方能拓展其价值。
试问如果作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出版社都难以生存，谁还会为更多读者服务，创作更多有价值、有创意的书籍呢？
04 /不少家长碍于情面让孩子学琴，“方便”“便宜”是其择师的重要因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80后的家长突然对艺术课程的求师一事变得“随便”了。
据我和同事的长期观察，绝大部分家长都只从便宜、便捷去考虑，其实这无形中反映出了当代家长的思考是欠妥的。
首先如果把孩子的文化课当作重中之重是人之常情，那么随意上个艺术课程，家长也从不过问，回去也不温习，请的老师只哄孩子，那还不如请个阿姨在家，又何必把精力和金钱放在这样的课程上。
问题还得回到家长的初衷，到底学艺术课程是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理，还是真得出于为孩子的未来去做长远考虑。
事实上，大部分家长在这块是盲从的，甚至是别人学自己孩子不学怕吃亏、没面子，当然也有走一步看一步的。
对艺术的无知，很有可能直接导致根本认不清艺术课程的好坏；认不清哪个好坏，很有可能家长直接只找最便宜的课程；
最便宜的课程，直接导致什么鸡鸭老师前台阿姨都去教，什么乱七八糟学生都收；
什么学生都收，极有可能“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什么鸟儿都有，就是把需要高成本高学识高付出高代价的阳春白雪弄得廉价，并直接导致艺术市场鸡同鸭讲，甚至鸡兔同笼、浑水摸鱼、滥竽充数、杂乱无章……
最终，我们培养的却是一台台毫无生命力的“打字机”！
这俨然就成了市场恶性多米诺骨牌效应。
前段时间，武汉指挥界某博士“车祸”事件来得突然，甚至让人惊讶不已，当然也从另一角度让我们认清“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其实“庐山真面目”早晚会被人揭穿。
一些外行人士对艺术不了解，只注重表面而不看重内容（演奏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纵使这样的权力之士可以无虑后果地螃蟹过街，横行霸道。
05 /让家长、教师、学生“三个客体”，形成良好的“六组关系”/
最近，一位家长和我聊天，抱怨钢琴老师经常批评他不会陪练，而他还又怀疑老师教得不够用心，孩子学了2年从不给孩子考英皇考级。
尔后，他顺道问是不是能教英皇考级的老师才是好老师，我思考片刻给出如下答复。
首先，“能教英皇考级的老师是好老师”是一个充分但非必要条件。
第一层“能教”，是愿意去教；第二层“能教”，是有能力去教。
其次，“愿意去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说明这个老师比较开明愿意接受新东西。
至于“有能力去教”这一层面，考级曲目每两年一换，对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再者，如果他愿意长期教英皇考级，一般来说，除了接受转手来的学生要考英皇考级之外，他至少应有这样的一个本领：可以教得出考得不错的学生。
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他的学生成绩不错，他才愿意长期继续教。最后，尽管这样的观点并不是绝对，但是可以反推，这样的老师还是具备一定优秀备课的能力。
再来说说陪练。
首先陪练二字是一个名词，是角色；陪练二字也是一个动词，是监督。
但是请注意，陪练不代表陪着练，更不是傻瓜式陪同却不管对错。
陪同是坐在孩子旁边督促孩子练琴。
孩子半懂不懂或者弹不好是正常，我们不可能指望尤其是初学阶段、协调能力一般的孩子，在一节课就弄懂，因为这需要老师不断指引，以及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一直认为，家长在孩子初学阶段应该陪同，哪怕你再忙，都至少每天陪同1小时。
不要强调家长不懂，懂了还要老师做什么，就是因为不懂才要和孩子一起学。
我有一位同行曾透露，在他的家长群汇总天天配合老师督促的，也有仅仅坐着看着没太当回事的，但两个孩子学的成效区别很大。
家长想请好老师是好事，而配不配合做到老师提出的要求，则在于家长自己，然后才是孩子（这里尤指上文提及的协调力一般的小孩子），而不是上课点点头表示懂了，但是回家以后依旧老样子，那样弹一个月想改都改不过来，因为孩子极有可能巩固的是一次次错误。
换句话说，老师即使和孩子再三说明，在乐谱上圈出所有已发现的问题也是不够的。
只有当家长明白了，做好记录再督促了，孩子才可能在家练习时避开不必要的“弯路”（老师培养孩子思考能力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急不来的）。
再者，家长、孩子、老师，是一个完整的结合体，但是又各自独立，每一方必须有机地相互作用才能构建“美好”的教学。
家长希望孩子学好（家长对孩子），但是辛苦找了好老师却从不过问（家长对老师）是不行的。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有好经验有好方法也需要遇到好苗子的努力（老师对孩子），但也同时需要家长配合（老师对家长）。
孩子需要遇到好老师（孩子对老师）要接受到好方法才能少走弯路，并且还要在资金、劳力、精神、物质等方面得到家长（孩子对家长）的全部支持。
虽然是3个客体，但却产生了6组关系（3!=3*2*1。3的阶乘），互为主动，又互为被动，必须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教育从来就不简单，也绝不随便；
幼教也不是幼稚的教育，而需要博览众书，同时需要深入浅出地体验和实践；
教学绝不是教课了事，更需要教授后总结再学习，温故知新；
钢琴教育绝不是简单的钢琴的教育，而是深入钢琴教材、研究教学、夯实教育心理学、具备老师应有的心理素质等等多方面的结合。
如果你还是同时身为教师一职的家长，那就更应该注意，做任何学问，从来没有容易二字；
如果觉得简单，那可能你才看到“眼下”，而没有看到“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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