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大时代

同行们的抗议来得太迟。当晚七点整，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节目就会播出袁隆平获「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的消息，已经来不及修改。

当年，电视还未普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的地位，就如同今日的新闻联播。

奖是颁给集体的，但在表彰会上，镜头里只有袁隆平的身影。

那时袁隆平还年轻，穿了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与黝黑的肤色对比强烈，身形干瘦。他从方毅副总理的手中接过奖状那一刻，现场掌声雷动。

1981年，袁隆平第一次被公众知晓。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在最醒目的位置刊载了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为即将开始的全国科技大会造势。这篇文章里的主角是陈景润，他性格突出，文革中又被折腾得非常惨，但与很多同侪相比，他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

文革中的经历，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就成了主人公宝贵的叙事财富。新中国的各种史诗里，英难总要经历挫折，越非人越好。

在那个年代，陈景润被塑造成走路都会撞树的书呆子，这是个新颖的角度，让文章大获成功。中国科学院每年都能收到几麻袋声明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来信，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两个月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会上，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邓小平出现了意见分歧，华国锋讲「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代化」，而邓小平则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陈景润也出席了这场大会，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出于大局的需要，他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数学家，一跃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1998年，陈景润已经去世两年。在北京开往北戴河的疗养专列上，袁隆平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促膝长谈。开始只是生人间的闲聊，随着话题逐渐深入，两人聊到科研，袁隆平诉苦说，自己的「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在经费上遇到了困难。

那时距离新世纪到来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为了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国务院成立了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朱镕基总理是组长，徐荣凯是小组成员。

徐荣凯建议袁隆平上交一份报告，袁隆平照着徐的建议，写了一份详尽报告，并通过徐递交给了总理，批示来得很快——袁隆平除了得到了一千万的研究费用，还有一句来自朱镕基总理的肯定：「国务院全力支持这项研究」。

后来，这句「全力支持」变成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奖。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第一次颁奖颁给袁隆平和数学家吴文俊，两人各得五百万奖金。这个奖每年最多只选两位杰出科学家，至今已有31人获奖。那年，袁隆平70岁，和后来的许多获奖者相比，他还算很年轻。江泽民亲自为袁隆平签发了荣誉证书，与他握手合影。这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隆重颁奖礼上，袁隆平还作为代表发了言。

袁隆平已不是第一次被鲜花和掌声簇拥。虽然这些年他已获奖无数，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肯定仍然意义非凡。

获奖后的那一年，袁隆平16次登上人民日报，得到铺天盖地的报道，这前所未有。也正是那几年，报告文学作品《当代神农氏》被编进小学课本，「杂交水稻之父」的名声开始广为人知。

已经去世多年的书呆子陈景润被人们逐渐淡忘，那个乐观朴素的袁隆平成了「完美科学家」头衔的继任者，中国科学界的形象代言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袁隆平开始时不时地展示他的小提琴技能。记者们尤其喜欢拍他站在稻田里拉小提琴的照片。后来一次采访中，袁隆平承认自己的小提琴拉的并不好，只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而这又变成袁老诚实品质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式的英雄史诗中，主人公总是伟大的。

2007年，袁隆平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也19次登上人民日报。纪录被刷新，形象再次升华，成了民族英雄。就任仪式结束后，袁隆平参加人民网论坛的在线互动，有网友问他：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您怎么看？

袁隆平回答：我不能和邓小平相提并论，他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臣，我受不起，以后最好不要这样讲。

在那个中国媒体上连篇累牍「亩产又万斤」的荒唐岁月里，隔壁的东南亚却仍旧处在贫困之中，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两家著名慈善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菲律宾政府出地，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专门研究杂交水稻。

到1963年，研究所的亨利·贝切成功培育了杂交水稻IR8，水稻产量大幅提升，这款水稻被称为「奇迹稻」，以此为引导，开启了东南亚的「绿色革命」。

60年代的中国虽然封闭，但也没完全与世界隔绝，为了跟上时代，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也开启了名为「科学种田」的群众运动，杂交水稻也占据重要角色。在什么都要发动群众的时代，杂交水稻当然不能免俗。

1970年，湖南省召开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彼时袁隆平已经研究杂交水稻近十年，小有成果。十年动乱，一切科学技术都被打倒，成为「白专」，唯有钢铁和粮食能得到中央的重视。可湖南没有钢铁，只有水稻。

于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被安排在展板的头版头条，杂交水稻的样品，也摆在最醒目位置。当时负责湖南革命委员会的华国锋仔细看了袁隆平的成果。大会第二天，袁隆平就被请到主席台上，坐在华国锋身边，同时还被邀请发言。

袁隆平当时意外又惊喜，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得到如此重视。当时杂交水稻的研究并不顺利，他需要一株适合杂交的「野生雄性不育水稻」，而湖南省每年发给他的经费只有几百块，这远远不够。袁隆平没有隐瞒，直接向领导讲了自己遇到的困难。

交流异常顺利，袁隆平成功争取到华国锋的支持——当时国内研究水稻的专家不少，能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不管是对袁隆平还是华国锋，都是相当重要的成就。

随即，杂交水稻被列为全省协作项目，湖南省抽调大量人力物力支持袁隆平研究，发动群众一起寻找「野生雄性不育水稻」。后来杂交水稻的研究又受到中央重视，协作范围扩大到全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协作网，倾举国之力来研究杂交水稻。

在这张协作网中，湖南省牵头，袁隆平占尽地利当上协作组组长，是行政上的领头人。后来袁隆平能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与他当时的江湖地位不无关系。而袁隆平日后遇到的困难，也与华国锋有关。就在邀请袁隆平发言后不久，华就被调去了中央，无暇再顾忌袁隆平的研究。而袁隆平也在这场「谁先培育出杂交水稻」的竞赛中渐渐落后。

杂交水稻的协作网建立不久，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就在海南岛发现野生雄性不育水稻「野败」。也因为群众运动，没有私藏的可能，这株宝贵水稻的种子被分给全国各地的研究者。

到这里，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来自江西的颜国安，第一个培育出了杂交水稻。袁隆平在竞赛中落后了一年，推广也不顺利，直到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只有四千亩。

当时的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赌了一把，给已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封信，希望华国锋能帮助袁隆平推广杂交稻。华国锋收到信后立刻接见了陈洪新，听取汇报后，当即决定花150万元推广杂交水稻，还另外拨款，购买三十辆解放卡车用来运输水稻种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终于得到大面积推广。

华国锋之所以这么支持杂交水稻，不只是念及旧情。彼时，华国锋作为新的领导人，需要一项拿得出手的成绩，而杂交水稻是放在手边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转眼不过两年的时间，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班。而杂交水稻作为主席曾经力推的科研成果，地位更上一层楼，推广种植面积很快达到上百万亩。

华国锋的时代虽然短暂，但作为重要遗产的杂交水稻却未被放弃，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袁隆平的名字还没有被突出。而在更强调个人成就与榜样的新时代，袁隆平却意外地站在了舞台的中心。

2006年，袁隆平去北京开会时，专程探望他的伯乐华国锋。华国锋在改革开放后深居简出，居家练字几十年，难得袁隆平还能牵挂着老领导。华比袁隆平大九岁，那时已显老态，两人手拉着手交谈。两年后，华国锋为袁隆平的自传写了书序，不久后去世，这篇书序，也成为他的绝笔。

袁隆平突然意识到，他与这位曾经的领导人已相识四十年。

1981年，一份加急电报从国务院发至各地，把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的成员都叫到北京，正在菲律宾做国际交流的袁隆平也是其中之一。

国务院决定授予这些科研人员「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

事情来得突然，所有人收到电报时都一脸懵，其实国务院也只研究了一个月，这个「特等奖」更是第一次发。

改革开放初期，科技领域在文革期间受到的打击还没有被修复，全国科研几乎停滞。发这个特等奖，多少也有些立典型的意思。当年两弹一星还是高度机密，事关国家安危，研究者需要隐姓埋名，不太好拿出来说。而杂交水稻作为人人都能听懂且事关民生大计的科研成果，便成了首选。

也正是因为需要典型人物，故而那份特等奖奖状上，只印袁隆平的名字，其他人都成了「等」字。这当然算不上公平，第一个发现野生雄性不育水稻的是李必湖，而第一个培育出杂交水稻的是颜国安，论功劳，谁也不能断言袁隆平最大。

其他省的科研人员发现此事，向国务院抗议，杂交水稻本是全国协作项目，各省都有参与。而站在风暴中心的袁隆平却从未表态。事实上，沉默是袁隆平的一贯处事风格，颁奖前被同行质疑时，他也同样未发一言。

沉默没有改变最后结果。这大概是袁隆平人生中最重要的奖项，从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后，几十年来他拿奖不断，而其他水稻专家的名声，都淹没在了袁隆平的光环下。

1991年，袁隆平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同年，十一年未有新院士加入的中国科学院开始增选院士，袁隆平也被推荐加入。作为国内的最高学术机构，能进入科学院是对科学家科研成就的肯定。然而，1991年和1993年中国科学院两次增选院士，湖南省推荐了袁隆平两次，袁隆平却两次落选。

不仅袁隆平面子上过不去，负责推荐的湖南省也很尴尬。一位退休的湖南省委书记专门向国务院总理李鹏抗议，李鹏很无奈，院士选举采用不记名投票，这是1980年定下的老规矩，总理也不好干预。只能出面解释：选学部委员不是那么容易，要经过几次投票选举。

对于这个解释，湖南老领导不是很服气，说话也带着火气：我就不信科学院不是党领导的！那时袁隆平还没有今天的名气和地位，只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了个脸熟。若是换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或许根本用不着老领导出面，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就足够淹没科学院。

至于科学院为何如此坚决不接纳袁隆平，坊间盛传是因为邹承鲁院士极力反对。邹承鲁一生反对学术腐败，十分反感领导干部往科学院塞人的行为，这位邹承鲁一向很耿直，90年代还大骂那些给保健品写站台的科学家，要求他们写软文时不许提自己在中科院的头衔。

传言未必是真，但袁隆平没有当选院士，多半是因为杂交水稻研究的政治意味太重。

一条路不通，袁隆平就换了一条路，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袁隆平转而申请工程院院士，结果再次落选。

事情发展到这里，两院就不仅是在否定袁隆平，也是否定那个国家特等发明奖了。李鹏只能出面干预，1995年袁隆平成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尽管行政等级上工程院不比科学院低，但科学院的科技成就奖获得者更多，也是事实。

袁隆平倒是没有很难过：我搞的是应用科学，中国科学院搞的是基础研究，如果按这个来评，我不合格。

2007年，谢华安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也是杂交水稻专家，他的培育的「汕优63」水稻曾经连续16年成为中国播种面积最大的杂交稻品种，谢华安也被成为「杂交水稻之母」。

不过谢华安入选院士时，被方舟子的新语丝曝出论文造假，闹出的动静也不小。尽管丢了人，但好处是，更多人知道了谢华安的成就。也是在谢华安当选科学院院士这一年，袁隆平当上了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一来谢华安成了科学院院士，而袁隆平屈居工程院。二来美国科学院接纳了袁隆平，但中国科学院坚决把袁隆平拒之门外。对比太过强烈，时隔十几年，陈年旧账被重新翻出来讨论。那时袁隆平已经家喻户晓，迫于压力，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站出来回应说：

这次，袁隆平一改过去的豁达态度，话中带刺：路院长很幽默。我并没有追求当什么院士。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我也从来没有申请过，是人家推荐我的，而且是全票当选。现在国际上给我的奖励是14个，但我并不以此为骄傲。

最后袁隆平还补了一刀：

多年后，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为他整理自传，袁隆平并不愿意提起落选细节，只是说：（这件事）不要去写了。

袁隆平的著名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五十周年纪念日，湖南日报用党报一向略有些夸张的风格评论道：

它犹如一支嚆矢划破了多年杂交水稻研究的凝固空气，突破了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开启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先河，为以后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和不断发展奠定了划时代的理论基础。

尽管早在1926年，美国农学家琼斯就提出了水稻可以杂交的理论，而日本农学家新城长友比袁隆平更早育成杂交水稻，但在宣传中，袁隆平依然成了那个打破「洋教条」的英雄。

当初决定学农时，袁隆平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如此夸赞。

1953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的进行，正在重庆相辉学院学习农学的袁隆平参加土改，出身城市家庭的他第一次去了农村。在他眼里，广大中国农村是个「又苦、又穷、又脏」的地方。

那个曾经怀揣着园艺梦想的袁隆平有些后悔，为了毕业后不去农村工作，他先是报考飞行员参军，已经通过选拔，本该进入空军，但很不巧，那时正上赶朝鲜战争停战，空军已不再需要那么多飞行员，袁隆平又被退回了学校。

袁隆平接着又挣扎了一下，他从小水性不错，于是又去报名当游泳运动员，结果选拔时吃坏了肚子，测试时只得了第四名，没被选上。

最后终于放弃了折腾，袁隆平在学校的分配志愿上随意填了个长江流域。长江流域遍及全国19个省份，这么填，在别人看来，应该和「请随意分配」的差不多意思。

如愿以偿去了长江流域，袁隆平成了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的老师。

安江农校地处偏远湘西，治安也不太好，自古以来匪盗横行。解放后全国大剿匪，湘西的土匪才被清除。不过剿匪难免有漏网之鱼，湘西多山，甚至有土匪在湘西的山洞里躲藏了十五年，直到60年代中期才被抓住。

也是因为群山环绕交通不便，袁隆平坐了两天烧木炭的车才从长沙赶到安江农校。现如今，这种车大概也只能在朝鲜看到了。

初到学校时，校长找袁隆平谈话。大概是担心眼前的城市小伙子嫌弃学校偏远，来了又走，校长特地强调教学楼里还有电灯、有电话——这在当时也算先进的标志。校长或许是有些多虑，那个年头，换工作并不是什么容易事，袁隆平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他在安江农校一共工作了十八年，朴素的农民样貌，多半也是在这里熬出来的。

只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在安江农校教书的第六年，大跃进运动袭来，随后的大饥荒也接踵而至。饥荒过后，中央提出要「全国动手大办粮食」，号召落实到基层，袁隆平也开始研究粮食。

他最初想研究红薯，不过当年在湖南，红薯种植是冷门，每次开会，总轮不到研究红薯的发言，这才下定决心研究水稻。而当袁隆平成为「神农」之后，鉴于英雄出征的动机总不能太过平庸，这段经历被加了个美颜滤镜，变成袁隆平不忍心人民饿肚子而发奋研究水稻。

就在开始研究水稻不久，袁隆平就在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涨势极好的水稻，在试验后他意外发现，这是一株天然形成的杂交水稻。

捡到了宝贝的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用了两年的时间实验，检查了十几万株稻穗，发现了六株「雄性不育水稻」。他把这个发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6年，这篇不长的论文被刊载在《科学通报》上。

那时国内还没有同类型的发现，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小反响，国家科委专门发函支持袁隆平的研究，这篇公函也让袁隆平免于被批斗，侥幸在文革中逃过一劫。

几个月后，科学通报因文革冲击而停刊，袁隆平赶上了文革前的末班车。

只能说袁隆平运气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