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17周年，关于冼星海，有 ...

我常处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找到了职业时，学习的时间却又太少。在此时期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Boy），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5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12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9点，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眩晕，连人带菜都摔倒在地，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很不愿意把我是一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同事们，甚至连老板也不告诉，因此，同事对我很不好，有些还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给我做，还打骂我，因此我也常打架。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他看我学习时，总是找出事来给我，譬如说壁上有尘，要我去揩，等等。但我对他很好，常常给他写信回家（东北），他终于感动了，对我特别看待，给我衣服穿，等等。可是我还不告诉他我入学的事。
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的问题都来了。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幸而总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这些人是些外国的流浪者（有些是没落贵族，有些是白俄）。大概他们知道我能演奏提琴，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演奏，每次给一二百佛郎，有时多的一千佛郎。有对白俄夫妇，已没落到做苦功，他们已知道了劳动者的苦楚，他们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请我吃饭。
我这样的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的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不喜欢我，他们都很有钱，还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但却不借给我一文。有时，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但他们把门闭上，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肯帮助我，鼓励我，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常送我票。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奏他的提琴独奏（Thais）时，不厌我穷拙，给我坐前排。这些对我意外的关怀，时时提醒我重新提起勇气，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我的学习自己觉得逐渐有些进步，我写了好多东西，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我努力。
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日，纪念的那天，参加的人非常拥挤。有整齐的步兵、卫队、坦克队、飞机队等。民众非常热烈的唱国歌，三色国旗飘扬。我每次都很感动。在1932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我照例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
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一些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人力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1927年失败后党派分裂、国民党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我的思念、隐忧、焦急。
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国的时候，我有艺术家的所谓“慎重”，我对于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或者一年写一个东西。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功夫。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地作品《风》的时候，正是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破了，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那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吹灭了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战，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风》那么地受人欢迎。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旧俄的（现在已同情苏联）音乐家，也是现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家普罗珂菲叶夫【按：普罗科菲耶夫1933年返回苏联】也很爱它。并且它能在巴黎播出（上面说过的《索拿大》也被播）和公开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