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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0 08: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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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着恶心看完了。只想说，姓沈的（之所以用这种称谓是因他对艺术如此无知居然还能够出书…我借此表达我的不满）对于音乐的理解相当肤浅。文中众多可以被反驳的观点先不说。简单几个问题：如果艺术真的等同于了世俗生活，那么艺术何用？还会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对抗第三帝国吗？而没有了钢琴的李云迪，又还是那个李云迪吗？
贴文一篇
杨燕迪教授的《以音乐对抗第三帝国》
“二战”期间所产生的音乐，是记录处于极端情形中人性光芒的音响见证。苏联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和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奥利弗·梅西安的伟大杰作《时间终结四重奏》，就是两个极佳的例证。在“二战”的极端时刻，音乐真真切切变成了对抗邪恶的武器，也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成为了人性正面价值的承载体和象征物。
多年前，读到一则真实的小故事，至今回想仍印象深刻：纳粹德国期间，某个夜晚，几位犹太人知识分子围聚家中，焦虑地等待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恐怖敲门声。他们低头不语，一时不知该如何打发这令人窒息的时间。过了一会儿，他们默默打开琴盒，取出心爱的乐器，开始拉奏室内乐……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感谢上帝——要命的敲门声终于没有出现……
这则故事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为透彻、更加直接地展示了音乐可能具有的象征意味和伦理价值。当人的存在处于极端境况时，往往只有无言的音乐，才能承载起这份时间的重量和情感的质量。
“二战”即是这样的时刻。其间所产生的音乐，便是记录处于极端情形中人性光芒的音响见证。可以举出两部诞生于“二战”硝烟中的纯器乐大型作品——不论从何种角度看，它们都堪称音乐史中的奇作，创作和首演时的困顿几近难以置信，甚至不可思议，但却是历史的真实。人的精神力量所砥砺出的音乐潜能，在此被发扬，被镌刻，被铭记。
首屈一指，便是苏联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我想，如要推举一部最能代表抵抗法西斯“二战”的音乐作品，大多数音乐家都会选择这部“肖七”。战争时节，生死存亡，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已经掉至下限以下，居然还要坚持写作和演奏貌似没有实际效用、具有精深专业要求、还须花费大量人力与精力的交响曲，那是怎样一种有悖常理的景象，其中又体现着怎样一种无言的精神？！此曲题献给“列宁格勒”，即今日和旧时的“彼得堡”——地名的更迭中浮现的是别有深味的历史文化意蕴。“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长达九百天（1941年9月初至1944年1月中）的抵抗德军围城战，以时间最长、损失最巨的城市保卫战而被列入现代战争史册。就平民的死亡人数而论（近百万人），这场战役据称也位列“第一”，超过了汉堡、德累斯顿、东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平民死亡人数的总和！
正是在如此惨烈的环境中，肖斯塔科维奇着手构思和起草他的“第七”。这位作曲家是彼得堡人，与这座名城具有亲情般的认同。母亲城遭敌军围困，此时写作音乐，表达内涵必然与这一“时事”密切相关。令人惊讶的倒不是作曲家此时仍坚持写作音乐，而是他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坚持写作一部四乐章、满编制、要求近百人大乐队、演奏时间超过七十分钟的大型交响曲。关于此曲的创作和演出，传奇故事之丰富和奇特，足以构成一部篇幅不短的小说。友人后来回忆，作曲家曾邀请朋友们到家中讨论此曲的方案，大家都相当赞同将此刻的战时感受纳入规模巨大的交响曲结构中，以无言的纯音乐来刻画母亲城对抗纳粹时的奋争、艰辛和勇气。作曲家曾在钢琴上弹奏该曲的草稿给大家试听，正在此当口，空袭警报响起。但在场的音乐家朋友不肯离开，希望作曲家继续弹奏。作曲家起身先护送妻儿去隐蔽处躲藏，回来后在警报声中继续弹奏……1941年9月底，“肖七”的头两个乐章完稿。10月1日，苏联政府为保护这位著名作曲家，请肖氏全家撤离战火连天的列宁格勒。作曲家在随后几个月中，全力投入这部战时交响曲的写作，并在当年的年底完成全部总谱。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接下去这部交响曲的演出。翌年年初，在苏联人民缺水断粮，甚至生命都岌岌可危的战时境况中，这部交响曲在苏联各地举行演出！1942年3月5日，该曲的“世界首演”在古比雪夫城举行。3月29日，莫斯科首演。4月，总谱的微缩胶卷通过军用飞机送至西方盟国。6月22日，英国爱乐举行广播和现场首演。7月19日，托斯卡尼尼指挥了美国首演。最可歌可泣的是，此曲在德军包围中的列宁格勒得到首演——排练极其困难，因为死伤无数，找不到够数的乐手，只得临时招募，并给饥寒交迫中的演奏员提供特别食品配额。8月9日，在百折不挠的千辛万苦之后，这部属于列宁格勒城的交响曲终于在城市音乐厅中奏响，并通过高音喇叭向全城市民和德方阵地实况播放。为了保证演出时的安静，红军指挥官在演出前下令向德军阵地发射了约三千发炮弹，以压制敌方火力——这真是音乐演出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
可以想见，当时演出现场气氛所达到的精神强度堪比“爆炸”！现在的我们聆听这部交响名作，似乎仍能感到音符和音响背后那种“血与火”的生命表达。在这样的音乐面前，我们已经不可能进行客观和冷静的“审美”判断——它或许并不是肖斯塔科维奇在艺术质量上最“好”的作品，但它要求听者在聆听的时候必须牢记诞生背景和首演过程，并在艺术体验时将这种记忆全程带入。在这里，艺术不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愉悦审美，而是生活乃至生命在更高层面的精神实现。
另一部几乎诞生于同时的“二战”音乐名曲——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奥利弗·梅西安（1908—1992）的伟大杰作《时间终结四重奏》，在同等的意义上印证了上述论断。该曲写作和首演的境况就抓人眼球的“戏剧性”而言也许不如“肖七”，但其中展现的面对困局绝不放弃希望的可贵品质同出一辙，而在对抗邪恶、超越痛苦的态度上甚至比“肖七”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时遭遇之奇特，甚至超过小说的虚构。“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的青年作曲家梅西安被俘，随后被转运至德国的战俘集中营。不幸中的幸运是，该集中营中的德军看守军官对俘虏比较友好，还喜欢音乐。看守军官交给梅西安一卷谱纸和一小段铅笔，并允许作曲家独处，以便写下他脑海中的音乐。这首四重奏的乐器组合有些奇怪，是为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所作——20世纪之前的西方传统曲目中，几乎没有这样的搭配。显然，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集中营中刚好有这样几位乐手。曲名中的“时间终结”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时间结束，便是永恒。梅西安终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信仰的精神深刻植入他的创作，并帮助他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1941年1月15日，《时间终结四重奏》在集中营举行首演——图景同样令人难忘：天下着蒙蒙细雨，没有音乐厅，就在室外表演，约四百名羁押战俘和德军看守冒雨聆听。梅西安自己演奏钢琴，联同其他三位狱友齐心合奏，虽然乐器破损，状况不好，音准很难协调。乐曲共八个乐章，描画礼拜、天使、鸟儿、永生、彩虹、耶稣等明确的宗教主题，时长近五十分钟，音响上呈不协和的“现代”风格。梅西安后来回忆道，“我从未见过观众以如此的投入和理解聆听我的音乐。”
无人知晓在场的战俘听众中有多少人具备音乐修养，又有多少人了解现代音乐的语言技巧。但相信作曲家的回忆毫无夸张，那场首演的聆听一定远远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音乐体验。奇妙的是，这首四重奏的总体气质以安详和宁静为核心，沉思冥想中常常透出难以言传的欣喜，苦痛的表达反而是边缘性的陪衬——考虑到此时此刻作曲家、演奏家和所有在场听众的实际生存境况，这其间的巨大反差至今仍让人动容，甚至令人震撼。
在“二战”的极端时刻，音乐真真切切变成了对抗邪恶的武器，也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成为了人性正面价值的承载体和象征物。在结束“肖七”和《时间终结四重奏》的奇特故事之时，我突然又想到了另一则相当出名的故事——当然这是传闻，不知真伪。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闯入家中、威胁杀头的关口，泰然自若，正色说道，“先让我完成我的几何圆形。”随后，阿基米德倒在了罗马士兵的刀剑下……但是，他的高贵灵魂却自此成为永远的传奇。我觉得，这个故事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与“肖七”和“时间终结”的故事，以及本文开头的小故事有某种贯通与契合——在终极意义上，真善美超越此岸，属于精神性的永恒，因而必定会战胜现世的、暂时的邪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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