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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它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引自2003年版序言 1.萨义德其人
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之一。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20世纪50年代赴美就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3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代表作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开端:意图与方法》《世界•文本•批评家》等。萨义德还是著名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家,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是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最雄辩的代言人。
Edward W. Said
萨义德的名字几乎预示了他的未来:“萨义德”(Said)固然是标准的阿拉伯名字,意为“先知的后裔”,“爱德华”(Edward)却是同样标准的英国名字,取自英国的威尔斯王子。他出身贵族,作为阿拉伯富商的独生子,直到16岁踏上前往美国的邮轮,而在这之前,萨义德在阿拉伯世界接受的仍是纯正的英式精英教育——在学校也需向女王宣誓。这一点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贵族。尽管萨义德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揭露西方文明的作家之一,但他始终无法像托尔斯泰那样放下贵族的一段距离去洞察社会——他在纽约过了37年滋润的生活,这使得他的骨气和良知始终与现实之前存在距离,这一点与俄国文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曾出现一系列的“余零者”有某些共通之处。
2.认识东方
我并不建议在阅读此书时从首篇《绪论》开始,特别是对于非专业领域的读者来说,繁复的学术词汇和方法论问题容易使人失去兴趣。但不可否认的是,萨义德撰写的《绪论》对于整本书的逻辑具有统领作用:东方学(Orientalism)[1]的定义概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discourse)观念,以及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于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萨义德借鉴福柯的理论意在指出,西方用各种权利,建构了东方学的概念,使东方学弱化而完成扩张和殖民;萨义德借鉴葛兰西的理论,旨在告诉读者,西方社会运用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强大的力量,使它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主流和共同认知。
东方学具有极强的学术意义,其现代定义是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在萨义德看来,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所做的研究关于东方人和东方有关的知识,包括其民族、性格、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和可能性便称为东方学,“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是出发点,而东方学以西方的偏见认知为特点。
四十多年过去,萨义德的东方学经久不衰而仍诉说着当下,一些文明冲突和文化现象仍能在此书中找到答案。比如在2010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神探夏洛克第一季》(Sherlock Season 1)的第二集中,曾出现过一系列如旗袍、中国戏剧、茶道、中国黑帮黑莲教等的文化元素,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实际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刻板印象的诠释。譬如旗袍是汉文化世界女性的传统服装,其兴盛与民国时代,而旗袍这一称谓来自于中国满清八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旗袍一度被看做“封建糟粕”和“具有资产阶级情调”,而在现代,中国人的审美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旗袍在经过翻新改良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永久留存而非像西方电影里那样华人女性与旗袍的绑定关系,而“旗袍”便成为了西方世界里的东方主义代表。
《神探夏洛克第一季》中出现的中国戏剧和黑帮元素
在本书第一章《东方学的范围》的第一节“认识东方”,作者开头便引述了英帝国时任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众议院一场名为“我们在埃及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的演讲,而这场演讲由贝尔福发出显得再合适不过——他参与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并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我没有采取高人一等的姿态……我们比了解其他国家的文明更了解埃及的文明……埃及文明的历史比我们自身的历史远为悠久,当埃及文明已经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时,我们还迷失在史前时期。让我们看一看所有的东方国家,不要评价孰优孰劣……西方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显示出自身的长处……对这些伟大的民族——我想经验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得到了比他们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指封建专制)都要好的多的治理,而这不仅使他们自己获益,无疑也使西方文明世界获益……我们在埃及也是在为整个欧洲人着想。” 而在贝尔福口中的埃及人在时任也是第一任埃及总管、英国代表和特命全权领事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这里变称为“臣属民族”(subject races)这一完全的殖民概念。克罗默在接管埃及之后解散了埃及的本土军队,代之一支受英国控制的殖民军,并参与镇压了苏丹的马赫迪起义。克罗默是完全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或是“政治机器”,贝尔福盛赞克罗默造福了埃及,发展了埃及的经济,给他们带去文明和现代化。请看一个现代版的例子:
布什总统会尽同样的努力实现“路线图”计划。布什的设想(它使人们对最终确定下来了的这份精明的和平计划产生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将通过改组巴勒斯坦政权结构,消灭一切反以色列的暴力激进组织,扶植一个迎合以色列和所谓对计划负责的“四重奏”(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利益的政府而获得实现。[2] 萨义德是一个美裔巴勒斯坦人,对身为美国大学教授的赛义德来说,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一个遥远的家乡的问题,也是一个切近的现实问题。萨义德挺身而出为伊斯兰辩护,批判美国对伊斯兰的“妖魔化”,而这也正是《东方学》一书的要点:批判西方意识形态对于巴勒斯坦伊斯兰世界的歪曲与污化。这里布什总统代表的西方世界与1882年贝尔福的逻辑很相似:西方了解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西方所了解的巴勒斯坦;美国人了解巴勒斯坦不可能危实现自治;美国通过插手中东事务来确认这一点……而萨义德直到罹患白血病逝世,他心心念念的巴勒斯坦建国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东方和西方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各自文化属性上的建构,而东方学的诞生这说明西方这种对于我们和他们、文明和蛮夷的建构更系统、更有效率、更强大。西方人对于“我们(文中指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这种带有敌意的划分,意在强调一些民族和另一些民族属性上的差别。“当人们使用东方人和西方人这样的范畴作为学术分析、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时,其结果通常是将这一区分极端化——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并且限制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接触。”[3] 这一点十分浅显,我们可以理解为:西方眼中的东方,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东方”,西方人按照自己对东方的认识来办事,而结果就是西方将自己的思维强加进东方领域,使得东方向自己所想的那个方向发展,而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就被人们理所当然的接受。文化霸权在以后会详细谈到。
骡、马、象、牛听命于车夫,车夫听命于中士,中士听命于中尉,中尉听命于上尉,上尉听命于少校,少校听命于上校,上校听命于准将,准将听命于上将,上将听命于总督,总督听命于女王。 这是文中所引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对于从西到东控制链的形象描述,而我倾向于将其描述为类似于生物学中人体调节的“边缘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而不管是哪一种描述,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世界一环接一环的将东方主义传递下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影响和渗透。有人说在吴京主演的电影《战狼2》当中就存在这种倾向。这个电影的故事发生在非洲,而电影中并没有对于“发生在具体哪个国家”做出解释。片头一开始有海盗,让读者猜测可能是在索马里之类的东非国家,但那里并没有疫情。拉曼拉病毒的原型是埃博拉病毒,读者又会觉得故事可能发生在西非,但是西非也并没有战乱。撤侨的剧情让读者想到2015年的也门,或者说是2011年的利比亚,在那里又不可能开车不到几公里就可以看到广阔的草原和狮子漫步。
东方人或阿拉伯人因而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活力”,大都论为“阿谀逢迎”、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动物不友好;东方人无法在马路或人行道上散步(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马路和人行道是供人们散步用的);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萨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4] 在西方人所建立的东方主义里,一切积极、高尚的词汇都与东方人不沾边。而《战狼2》里所展现的非洲,正是一个标签化的非洲,战乱、瘟疫、饥荒、海盗、贫穷等等元素是反复出现。这个标签是亚洲人,换句话说是东方人强加给非洲的,而这正是一种控制链的延续,这种思维方式的控制链的延续。
到此,第一节“认识东方”就结束了。在第二节,萨义德将告诉我们,哪样的文化力量、体制和传统会使克罗默、贝尔福和当代政治家们选择“东方化东方”。
参考
- ^为尊重原著和翻译家,专有词汇和人名在首次出现时皆附原文
- ^摘自爱德华·萨义德《通向何方的路线图》,译者河西
- ^Antoine Galland,prefatory“Discours”to Barthelemy d'Herbelot,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contenant tout ce qul fait connaitre les peuples de l‘Orient (The Hague: Neaulme & van Daalen,1777), 1: vii.伽兰认为,德尔贝洛提供了真正的知识,而不是与那种“东方的神奇”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或神话。参见R.Wittkower,“Marvels of the East: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Monsters,”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5 (1942): 159-97
- ^EdwardWSaid,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1978。中译参见王宇根译《东方学》第4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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