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原文

vooper · 发表于 2023-4-5 21:46:57

一
本书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1876年和1914年瓜分世界的情况（第6章）以及说明1890年和1913年瓜分世界铁路的情况（第7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结果，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结果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这种结果表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二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后来美、法这些“民主的”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却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小市民，全都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上述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在1912年所估计的正是1914年爆发的这样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现在仍是一个历史见证，它彻底揭露了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可耻破产和叛变行为。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次请读者注意：这篇宣言中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的那些地方，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避开，就象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三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有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及其一伙，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神父。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类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著作家在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派”在全世界都同极端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所以要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全世界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及其一伙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

四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66]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露骨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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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15—20年中，特别是在美西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169]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质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开姆尼茨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准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阐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尽管这还是值得一谈的。所引资料的出处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的，所以放在本书的最后。［注：在本版中，这些已分别移至当页正文下面作为脚注。——编者注］

一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在德国，每1000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业，1882年有3个，1895年有6个，1907年有9个。每100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分别占22人、30人、37人。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在大企业中劳动的生产率要高得多。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3265623个企业中，大企业有30588个，只占0．9％。在1440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570万，即占39．4％；在880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660万马力，即占75．3％；在150万千瓦电力中，它们占有120万千瓦，即占77．2％。
　　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业，有586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1/10（138万），它们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1/3（32％）。［注：数字是根据1911年《德意志帝国年鉴》[172]察恩的文章综合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占企业总数216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注：《美国统计汇编（1912年）》第202页。］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3000个大型企业包括258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的统计材料说：在250个工业部门中有3000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只有12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与‘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的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注：《金融资本》俄译本第286—287页。］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

　　“一方面剩下几个采煤量达几百万吨的大煤业公司，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钢铁辛迪加的一些大铸钢厂。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一吨等于60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有1万个住在工厂区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专用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性的关税和运费率来保护采矿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注：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279页。］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赫尔曼·莱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专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
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结果，对每一企业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因此，新企业在必要资本额方面面临着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注：赫尔曼·莱维《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

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个别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垄断组织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国际性的工业萧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
　　“大转变是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是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开始的；这次萧条在欧洲经济史上持续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间断，并在1889年左右出现过异常猛烈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使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在‘崩溃这座坟墓’里了。后来又经过了5年不景气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它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后来基本上再没有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19世纪末的巨大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和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注：泰·福格尔施泰因《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见《社会经济概论》1914年蒂宾根版第6部分。参看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1910年莱比锡版第1卷。］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
（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
（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250个，在1905年有385个，参加卡特尔的企业约有12000个［注：里塞尔博士《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1912年第4版第149页；罗·利夫曼《卡特尔与托拉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1910年第2版第25页。］。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
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12000个最大的企业，就集中了大约占总数一半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属于个人的和属于合伙商行、公司的。后者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1/4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75．6％，即3/44；产值分别是10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73．7％和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注：弗里茨·克斯特纳博士《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研究》1912年柏林版第11页。］。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
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15000万美元。当时发行了1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优先股票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36700万美元。1882—1907年的纯利为889000万美元，其中60600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注：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
“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1907年达210180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在1908年有46048名职工。”钢铁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产了900万吨钢。它的钢产量在1901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66．3％，在1908年占56．1％。它的矿石开采量，在1901年占43．9％，在1908年占46．3％。

　　美国政府专门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
“它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规模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在这方面花费了巨额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1906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设在布鲁克莱恩的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大约300名工人；这个厂对有关生产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的发明进行试验，在这里还对各种发明进行改进。”［注：《专门委员会委员关于烟草工业联合公司的报告》1909年华盛顿版第266页。——引自保尔·塔弗尔博士《北美托拉斯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一书，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48页。］
“其他托拉斯也雇有所谓技术开发工程师（developping engineers），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铁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少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注：同上，第48—49页。］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大“集团”，它们也都按自己的方式逐步走向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都是由两对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各有资本2000—2100万马克：一对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行东……颜料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对是路德维希港苯胺苏打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尔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达成了协议。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4000—5000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商定”价格等等。［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3版第547页及以下各页。据报纸报道（1916年6月），新近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型托拉斯。］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它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著作，所谓“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他给这本著作取名为《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当说是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

（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把价格从40马克压到22马克，差不多压低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一过程在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纳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原先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转变为投机组织者的活动。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找到并且可以说是‘开发’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善于预先估计到，或者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

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小市民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纳说：“由卡特尔的组成引起的价格长期上涨，至今还只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方面，特别是煤、铁和钾碱等方面，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还取得了对这一工业的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注：克斯特纳的上述著作第254页。］

　　我们作了着重标记的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而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考茨基为首的当代的机会主义辩护士所竭力支吾搪塞，避而不谈的。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如何经营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产地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的产生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就特别容易。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产地的其他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联合成了区域性的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价格：成本为180马克的一车皮水泥，售价竟达230—280马克！企业支付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从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排除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

散布谣言，说水泥工业情况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当心，别在水泥业投资！”；最后是收买没有参加辛迪加的“局外人”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至15万马克的“出让费”［注：路·埃施韦格《水泥》，见1909年《银行》杂志[173]第1期第115页及以下各页。］。

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象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论述“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的最佳著作之一的作者耶德尔斯所承认的那样。［注：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174]1905年莱比锡版第271页。］

　　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士利夫曼说：“国民经济愈发展，就愈是转向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转向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转向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注：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34页。］

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不得不承认说：“

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注：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65—466页。］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耶德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乘着工业高涨的浪头浮上来的。价格的跌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陷于灾难的境地，这种情况，大型的联合企业或者根本没有遇到过，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因此，1900年的危机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873年的危机。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起了一种淘汰作用，使一些较好的企业保存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淘汰并没有能够使那些顺利地度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某些部门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注：耶德尔斯的著作第108页。］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

二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在1907—1908年度，德国所有资本在100万马克以上的股份银行，共有存款70亿马克；到1912—1913年度，已达98亿马克。5年中增加了40％，而且这新增加的28亿马克中，有275000万马克属于57家资本在10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存款在大小银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注：阿尔弗勒德·兰斯堡《五年来的德国银行业》，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8期第728页。］：

　　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大银行当中仅仅9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情况没有考虑进去，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下面就要讲到。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计算，1913年底，存款总额约为100亿马克，而柏林9家大银行就占了51亿马克。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银行资本，他写道：

“1909年年底，柏林9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113亿马克，即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额的83％。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约30亿马克，与普鲁士国有铁路管理局同为旧大陆上资本聚集最多、而且分权程度很高的企业。”［注：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2页和第137页。］

　　我们在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用了着重标记，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它们的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体系等等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利夫曼教授写了一本500页的大“著作”，描述现代的参与和投资公司［注：罗·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1909年耶拿第1版第212页。］，可惜，这本书里给那些往往未经消化的原始材料加上了十分低劣的“理论”推断。关于这种“参与”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结果怎样，说得最清楚的是银行“活动家”里塞尔那本论德国大银行的著作。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参与”制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银行集团，在所有大银行集团当中，不说是最大的集团，也是最大的集团之一。要弄清楚把这一集团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应当区分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参与”，或者说是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依附（比较小的银行对德意志银行的依附）。具体情况如下［注：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德国银行业中的参与制》，见1910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500页。］：

在“间或”隶属于德意志银行的8家“第一级依附”的银行中，有3家国外银行：一家是奥地利的（维也纳的联营银行——Bankverein），两家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87家银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资本，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共有20—30亿马克。
　　一家银行既然领导着这样一个集团，并且同其他6家稍小一点的银行达成协议，来办理公债之类的特别巨大、特别有利的金融业务，那么很明显，这家银行已经不仅仅扮演“中介人”的角色，而成了极少数垄断者的同盟。
　　从下面我们简略地摘引的里塞尔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得多么迅速：

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那段引文中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分权”，实际上却是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心。其实，这是集权，是垄断巨头的作用、意义和实力的加强。
　　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银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1910年所有银行的分行共有7151个。其中4家大银行各有400个以上的分行（447个至689个），另外还有4家大银行各有200多个分行，11家银行各有100多个分行。
　　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和总公司的业务和分行网发展的情形如下［注：欧根·考夫曼《法国银行业》1911年蒂宾根版第356页和第362页。］：

　　为了说明现代大银行“联系”的特点，里塞尔引用了德国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它的资本在1914年已经达到3亿马克）收发信件的统计数字：

信　件　数　目
　　　　　　　　　收到的　　发出的
1852年　　　　　　 6135 　　　 6292
1870年　　　　　　85800　　　87513
1900年　　　　　 533102　　　626043

　　巴黎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的帐户数目：在1875年是28535个，而在1912年就增加到633539个。［注：让·莱斯居尔《法国储蓄业》1914年巴黎版第52页。］
　　这些简单的数字，也许比长篇大论更能清楚地表明：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帐，似乎是在从事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完全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帐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我们刚才谈到柏林的贴现公司有3亿马克的资本。贴现公司资本增加的经过，是柏林两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争夺霸权斗争中的一幕。在1870年，德意志银行还是一家新银行，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贴现公司有3000万马克。在1908年，前者有资本2亿，后者有资本17000万。到1914年，前者的资本增加到25000万，后者因为同另一家第一流的大银行沙夫豪森联合银行合并，资本就增加到了3亿。当然，在进行这种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同时，这两家银行也订立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巩固的“协定”。这种发展的进程，使得那些在观察经济问题时决不越出最温和、最谨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围的银行专家，也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的《银行》杂志就贴现公司资本增加到3亿马克这一点写道：“其他银行也会跟着走上这条道路的，现在在经济上统治着德国的300人，将会逐渐减到50人、25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为最新的集中运动将仅限于银行业。各个银行间的紧密联系，自然会使这些银行所保护的工业家的辛迪加也接近起来……会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将惊奇地发现我们面前尽是托拉斯，到那时我们必须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然而，除了听凭事情自由发展、让股票稍稍加速这种发展以外，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责备自己的。”［注：阿·兰斯堡《一家有3亿资本的银行》，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426页。］

　　这段话是资产阶级政论界束手无策的典型表现，而资产阶级学术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那么坦率，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见集中的后果而感觉“惊奇”，“责备”资本主义德国的政府或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害怕采用股票会“加速”集中，例如德国的一个“卡特尔问题”专家契尔施基就害怕美国托拉斯，“宁愿”要德国的卡特尔，因为德国的卡特尔似乎“不会象托拉斯那样过分地加速技术和经济的进步”［注：齐·契尔施基的上述著作第128页。］，——这难道不是束手无策的表现吗？
　　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300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在任何情况下，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不同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

　　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写过：“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俄译本第3卷下册第14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页。——编者注］）我们所引用的关于银行资本的增长、关于最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数目及其帐户数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体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公共簿记”，而且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因为银行所收集的（即使是暂时收集的），是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极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从形式上看来，是从现代银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最大的银行在法国不过3家到6家，在德国有6家到8家，它们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款额。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的，因为大资本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中“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赋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方面，储金局和邮政机构开始同银行竞争，它们是更加“分权”的，也就是说，它们把更多的地区、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下面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收集的对比银行和储金局存款增加情况的统计材料［注：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的材料，见1910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1200页。］：

　　储金局为了支付4％和4．25％的存款利息，就必须给自己的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场所，如从事票据、抵押等业务。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例如波鸿和爱尔福特的商会，就要求“禁止”储金局经营票据贴现之类的“纯”银行业务，要求限制邮政机构经营“银行”业务［注：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的材料，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811、1022页；1914年第713页。］。
银行大王好象是在担心国家垄断会不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悄悄地钻到他们身旁。不过，这种担心当然没有超出可以说是一个办事处的两个科长之间的竞争。因为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由同一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

　　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还表现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
《银行》杂志写道：“交易所早已不再是必要的流通中介人了，它过去曾经是，因为过去银行还不能把发行的大部分有价证券推销到自己的顾客中间去。”［注：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316页。］
　“‘任何银行都是交易所’，——这是一句现代的名言。银行愈大，银行业的集中愈有进展，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注：奥斯卡尔·施蒂利希博士《货币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69页。］
“从前，在70年代，象年轻人那样放荡的交易所〈这是对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对滥设投机公司的丑事等等所作的一种“微妙的”暗示〉，开辟了德国的工业化时代，而现在银行和工业已经能‘独立应付’了。我国大银行对交易所的统治……正表明德国是一个十分有组织的工业国。如果说这样就缩小了自动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而大大扩大了通过银行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范围，那么少数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方面所负的责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注：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01页。］——德国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就是这样写的，这位教授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权威，他力图抹杀一件“小事情”，即这种通过银行进行的“有意识的调节”，就是由极少数“十分有组织的”垄断者对大众的掠夺。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银行垄断者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饰。

　　一位更有威望的经济学家和银行“活动家”里塞尔也完全一样，他用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话来回避无可否认的事实：“交易所正在愈来愈失去为整个经济和有价证券流通所绝对必需的性能，即不仅作为汇集到它那里的各种经济运动的最准确的测量器，而且作为对这些经济运动几乎自动起作用的调节器。”［注：里塞尔的上述著作第4版第629页。］
　　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混合物的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是在向哪里“过渡”呢？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是不敢提出的。

　　“在30年前，不属于‘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内的经济工作，9/10。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来做的。现在，这种经济上的脑力工作9/10。都是由职员们来担任了。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银行业。”［注：舒尔采－格弗尼茨《德国信用银行》，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年蒂宾根版第151页。］

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这种供认，使人们又再次触及这样一个问题：最新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向哪里去的过渡呢？———
　　在少数几个经过集中过程而仍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银行中间，达成垄断协议、组织银行托拉斯的倾向自然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美国现在已经不是9家，而是2家最大的银行，即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和摩根的银行，控制着110亿马克的资本。［注：1912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435页。］
在德国，我们上面指出的贴现公司吞并沙夫豪森联合银行的事实，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兰克福报》如下的一段评论：

　　“随着银行的日益集中，只能向愈来愈少的机构请求贷款了，这就使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几个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业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看待银行的日益托拉斯化〈联合成或转变为托拉斯〉；的确，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各大银行康采恩之间开始达成某种限制竞争的协议。”［注：转引自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见《社会经济概论》第155页。］

　　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
　　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么，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票据，给他开立往来帐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帐使银行能够愈来愈详细和充分地了解它的顾客的经济状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同时，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人事结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融合起来。德国经济学家耶德尔斯搜集了关于这种形式的资本集中和企业集中的极为详细的材料。柏林6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做代表，参加了344个工业公司，又由董事做代表，参加了407个公司，一共参加了751个公司。它们在289个公司中各有两个监事，或者占据了监事长的位置。在这些工商业公司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如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饭馆、戏院、工艺美术业等等。另一方面，在这6家银行的监事会中（在1910年）有51个最大的工业家，其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大轮船公司沃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Hamburg——Amerika）的经理等等。在1895—1910年间，这6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银行都参加了替数百个（281个至419个）工业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工作［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和里塞尔的上述著作。］。
除银行同工业的“人事结合”以外，还有这些或那些公司同政府的“人事结合”。

耶德尔斯写道：“它们自愿把监事职位让给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不少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

　　可见，所谓大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正在通过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径十分迅速地创立和发展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金融大王之间的某种分工正在有步骤地形成：

　　“除了某些大工业家活动范围的这种扩大〈如加入银行董事会等等〉以及地方银行经理分别专管某一工业区以外，大银行领导人的专业化也有所加强。这样的专业化，只有在整个银行企业的规模很大，尤其是在银行同工业的联系很广的时候，才能设想。这种分工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把联系整个工业界的事情交给一个经理去做，作为他的专职；
另一方面，每个经理都负责监督几个企业或几组在行业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有组织地监督各个企业的程度了〉。
某个经理专门管德国工业，甚至专门管德国西部的工业〈德国西部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另一些经理则专门负责同外国和外国工业联系，了解工业家等等的个人的情况，掌管交易所业务等等。此外，银行的每个经理又往往专管某个地方或某个工业部门：有的主要是在电力公司监事会里工作，有的是在化学工厂、啤酒厂或制糖厂里工作，有的是在少数几个孤立的企业中工作，同时又参加保险公司监事会……总而言之，在大银行里，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大和业务种类的增多，领导人的分工无疑也就更加细密，其目的（和结果）是使他们稍微超出纯银行业务的范围，使他们对工业的一般问题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特殊问题更有判断力，更加懂行，培养他们在银行势力所及的工业部门中进行活动的能力。除了这一套办法以外，银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业的人物，挑选企业家、过去的官吏、特别是在铁路和采矿部门中工作过的官吏，来参加本银行的监事会”等等。［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56—157页。］

　　在法国银行业里，也有这一类的机构，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例如，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之一里昂信贷银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金融情报收集所（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在那里工作的经常有50多个工程师、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等。这个机构每年耗资60—70万法郎。它下面又分8个科：有的科专门收集工业企业情报，有的研究一般统计，有的研究铁路和轮船公司，有的研究证券，有的研究财务报告等等。［注：欧·考夫曼关于法国银行的文章，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51页及以下各页。］

　　这样，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当的说法，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我们认为有必要引用在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耶德尔斯对这个问题的准确的说法：

　　“我们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为工业工作的金融机构具有包罗一切的性质。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相反，同某些著作中提出的银行应当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或某一工业部门工作，以免丧失立脚点这样的要求相反，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形成的资本分配不均现象。”“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这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在工商界经常听到有人抱怨银行的“恐怖主义”。既然大银行象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发号施令”，那么听到这样的抱怨也就不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4家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西北德一中德水泥辛迪加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

“兹阅贵处本月18日在某报上登载的通知，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贵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决议。因此我们深感遗憾，不得不停发贵辛迪加所享有的贷款……但如此次大会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向敝行提出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的相应保证，敝行仍愿就给予贵辛迪加以新的贷款问题举行谈判。”［注：奥斯卡尔·施蒂利希博士《货币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47页。］

　　其实，这也是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压迫发出的抱怨，不过这里列入“小”资本的是整整一个辛迪加罢了！大小资本之间过去的那种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多的发展阶段上重演了。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银行设立了各种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

　　大银行的领导人自己不会看不到，国民经济中正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但是他们在这些情况面前束手无策。

　　耶德尔斯写道：“凡是近几年来注意大银行经理和监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会不觉察到，权力逐渐转到了一些认为积极干预工业的总的发展是大银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于是这些人和老的银行经理在业务方面，往往也在个人方面意见愈来愈分歧。实质的问题是：银行这种信贷机构会不会因为干预工业生产过程而受到损失，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信贷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业务，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业行情的盲目支配的业务，而牺牲掉自己的稳固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润。许多老的银行领导人都说会这样。但是，大部分年轻的领导人却认为积极干预工业问题是必然的，正象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会产生大银行和最新的工业银行业一样。双方的意见只有一点相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银行的新业务还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83—184页。］

　　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新资本主义是向某方面的过渡。想找到什么“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来“调和”垄断和自由竞争，当然是办不到的事情。实践家的自白，听起来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论家”的颂扬完全不同，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耶德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案：

　　“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集权又分权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大概不会早于19世纪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1897年，当时许多企业实行了大‘合并’，从而根据银行的工业政策第一次采用了分权组织的新形式。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推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1900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同工业的关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这种关系。”［注：耶德尔斯的上述著作第181页。］

总之，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三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注：鲁·希法亭《金融资本》1912年莫斯科版第338—339页。］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这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

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里塞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议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管理”法案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

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注：罗·利夫曼的上述著作第476页。］（着重号和黑体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小市民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请看他是怎样描述问题的实质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如此等等。这样，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50％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800万资本。如果这样‘交织’下去，那么拥有100万资本就能控制1600万、3200万以至更多的资本。”［注：汉斯·吉德翁·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68—269页。］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40％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注：利夫曼《参与和投资公司》第1版第258页。］，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准许发行1000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一英镑（等于20马克，约合10卢布）的股票，就很羡慕。1900年6月7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帝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不光彩的作家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下面是我们从1914年德国《银行》杂志5月号抄下来的一个例子：

　　“卡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得很糟糕，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600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的名义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入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法律上，这样的隐瞒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字的监事长，至今仍旧是卡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的股票脱手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100％，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
　　这个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技术，不但使董事会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世纪一种有名的隐迹稿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稿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捉摸不透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注：路·埃施韦格《女儿公司》，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545页。］

　　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A．E．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最大垄断公司的例子。据1912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175—200个公司，自然也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15亿马克的资本。［注：库尔特·海尼希《电力托拉斯之路》，见1912年《新时代》杂志第30年卷第2册第484页。］
　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种种有关监督、公布资产负债表、规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的条例，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欧·阿加德提供的材料作出判断。阿加德曾在俄华银行任职15年，他在191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贴切，叫作《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
（a）“参与制”下的银行，（b）“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解释为不依附于国外银行。
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
（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即指分别属于这三个国家的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
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40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3/4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国外银行的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1906—1912年间，把资本由4400万卢布增加到9800万卢布，把准备金由1500万卢布增加到3900万卢布，“其中有3/4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压存了一年，然后以193％的行情，即几乎高一倍的行情售出，“赚了”约600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为823500万卢布，即将近82．5亿；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国外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国外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据作者计算，在这823500万职能资本当中，有368700万，即40％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工业辛迪加、冶金工业辛迪加、水泥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1887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650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按美国的说法，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5000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预计到了将来的垄断利润的，正象美国的钢铁托拉斯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蕴藏铁矿的土地一样。果然，这个糖业托拉斯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7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9000万美元。在22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倍以上。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利西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5版），只是在形式上稍有不同。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享有不是相对的垄断权，而是“绝对的垄断权”。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额的90％；10％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债券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债券（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债券（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利西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全部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800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参与”制度，也造成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éte Générale）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64000张债券。发行的行情是150％，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拟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9000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注：利西斯《反对法国金融寡头》1908年巴黎第5版第11、12、26、39、40、48页。］
　　作为金融资本主要业务之一的有价证券发行业，赢利极大，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债券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能够获得很高的利润，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注：1913年《银行》杂志第7期第630页。］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象发行业务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10年间，仅靠发行德国工业证券‘赚到’的钱就有10亿以上。”［注：施蒂利希的上述著作第143页和威·桑巴特《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1909年第2版第526页，附录8。］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附于自己的好机会。”［注：《金融资本》第172页。］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矿业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4000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票行情就涨到170％。金融资本捞到了油水，稍稍地赚了那么2800万马克。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同意“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30年中，联合公司的帐簿上消失了7300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注：施蒂利希的上述著作第138页和利夫曼的上述著作第51页。］，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却总是“赚钱”。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有利地分块出售等等，首先取决于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分配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联系起来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抵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埃施韦格称作“泥潭”的局面：买卖城郊土地的狂热投机，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斯瓦—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而这家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进行了活动，结果银行“总共”损失了1200万马克就脱身了），以及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当局勾结起来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注：路·埃施韦格《泥潭》，见1913年《银行》杂志第952页；同上，1912年第1期第223页及以下各页。］
　　欧洲的教授和善良的资产者一向装腔作势地对之表示痛心疾首的“美国风气”，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这三个运输企业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最终能使公众从中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合伙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注：《运输业托拉斯》，见1914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89页。］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影射法国的巴拿马案件[186]或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谈到了“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贝伦街〈柏林街名，德意志银行的所在地〉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们的廉洁情况究竟怎样呢？”［注：《钻进银行的欲望》，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79页。］《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曲意逢迎的经济影响》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的巴勒斯坦之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187]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注：《钻进银行的欲望》，见1909年《银行》杂志第1期第301页。］。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埃施韦格，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弗尔克尔的事情。弗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不久以后他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铁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非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广泛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使我们免于变成非自由民的民族”。［注：1911年《银行》杂志第2期第825页；1913年第2期第962页。］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维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100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8—10亿卢布的津贴。［注：欧·阿加德的上述著作第202页。］———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188]1912年海牙版第19卷第2册。第2栏关于各个小国家的材料，大致是按1902年的数目增加20％计算出来的。］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学著作分别引用过。[189]现将4个10年中的总计分列如下：

10年证券发行额（单位十亿法朗）

　　1871—1880年…………………………………………… 76．1
　　1881—1890年…………………………………………… 64．5
　　1891—1900年……………………………………………100．4
　　1901—1910年……………………………………………197．8

　　在19世纪70年代，全世界证券发行总额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投机公司时期发行债券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19世纪最后3个10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大为增加，10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20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额大约是8150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使这个数额缩小到5750亿至6000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额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取的总额是6000亿）：

1910年有价证券数额（单位十亿法郎）

英国……………………………………142
美国……………………………………132
法国……………………………………110
德国…………………………………… 95
俄国…………………………………… 31
奥匈帝国……………………………… 24
意大利………………………………… 14
日本…………………………………… 12
荷兰……………………………………12.5
比利时………………………………… 7.5
西班牙………………………………… 7.5
瑞士　…………………………………6.25
丹麦　…………………………………3.75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国………… 2.5
　　共　计………………………… 600.0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4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1000亿至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在这4个国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这4个国家一共有4790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4个国家、这4个国际银行家、这4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附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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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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