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回顾与 ...

wuqunce · 发表于 2023-4-6 07:41:00

笔者按：
《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 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是已故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斯曼先生（Neil Postman）最后一本专著。该书出版于1998年（美国）、译本出版于200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吴韵仪先生）。国内的传播学研究大师何道宽先生将本书书名译为《修建通向18世纪的桥梁：历史如何帮助改进未来》，私以为更合适。
本书充分展示了波斯曼教授作为人文主义大师的思想与见解。作为他人生中最后一本书（波斯曼于2003年病逝），本书至少有三个写作目的。其一、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与总体见解，并适度延伸《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的观点。其二、为我们寻找延续文明火种的方法，波斯曼在18世纪找到了“理性”与“童年”。18世纪既和为他带来巨大学术声望的《童年的消逝》相呼应（实际上发表于1982年的此书并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又是他极为看重的“印刷文化”步入高潮的一个世纪（19世纪是18世纪精神的延续）。其三、批驳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法国学者的观点，后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才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幸运的是，我们有波斯曼这样的二十世纪的朋友为我们披荆斩棘、指明道路。不幸的是，德里达在预言人类未来时的“悲观性”看法已经逐步成为我们的日常。
本部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包含前奏至科技的五章。

从月球看地球，图源：《赛博朋克：边缘行者》

本文将回顾各章节，更重要的是，梳理为何波斯曼在各章书写对应的观点。换言之，本文中，笔者是波斯曼的友人，就如往常一样。
当然，本书成书已有些年头，他的观点自然也受到时代的影响。比如他建议报纸变为一种“知识媒介”来谋求生存，这个预测就不准确。我们都知道，印刷的报纸已经数量大减，而电子化的资讯泛滥世间。尽管如此，严肃的、认真的、客观的考察体系仍以被选举人/被审查人能否很好地完成书面材料为判断依据。其深层逻辑，便是行政机构本就是文字/印刷术的产物。

本书目录

前奏
这部分用一个案例阐明了波斯曼的治学态度。他认为“以事实判定诽谤，是邪恶君王手上的一把利剑”（2000: 4）。在这个“因出版事实被告诽谤”的案例中，发行人曾格尔（John Peter Zenger）最终被判无罪。波斯曼写道“五十六年后，美国宪法中加入了人权法案”。（2000： 6）
这个故事用在开篇非常符合人们对波兹曼的了解。他想用这样的案例（美国使用判例制）告诉我们，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不容否认。他希望揭开美国科技、语言、资讯、叙事、儿童、教育、民主等领域的问题，开诚布公地讨论，寻找未来的出路。
在写作上，这个开场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开场塔姆斯法老的故事非常类似，气势如虹的故事与他强调的“宏大叙事与人类命运”一脉相承，契合至极。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

序曲
波斯曼援引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齐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观点，谈论未来其实来源于我们的过去，并批驳比尔.盖茨代表的“数字化”媒介。
麦克卢汉著名的“后视镜”观点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高速公路上向前急驶，但是眼睛却都盯着照后镜，从中只能看到过去，而看不到未来”。（2000: 7）齐克果则说“先见之明其实是后见之明，当我们回顾过去，眼前就会投射出未来”。（2000: 7）而哲学家与文学家桑塔亚纳更是说“如果我们忘却过去，我们就注定将要重蹈覆辙”。（2000: 8）
尽管麦克卢汉认为只有少数艺术家可以用前卫的眼光看透未来（事实上，麦克卢汉对未来的预测极具前瞻性，罗伯特.K.洛根教授在《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和《被误读的麦克卢汉——如何矫正》中详细阐明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但也许看透未来的人中可以加上一类——研究历史并知晓历史规律的人。笔者认为，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本质是一种融合，一面是对过去的延续、一面是对规律的拆解。这样的判断也在很多研究者心中大有地位。

历史的君主能看穿未来吗？

Ps：1. 本节波斯曼的文笔好到令人折服，不愧是一生坚持用笔写作的大师。
2. 波斯曼的弟子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专著《软利器》（Soft Edge）（1997）是一本研究媒介发展史的宏著，很有水平。该书一面回顾了过去几千年人类历史的媒介，又对未来的媒介进行了预测。

第一章 往十八世纪之桥
波斯曼一开场就一以贯之地嘲笑了心理学。正如他所说，问问题的方式决定了回答的方向。无论你要调查“人类的血液是不是绿色”，还是询问“你是否相信撒旦的存在”，都一定会有一群（甚至是一大群！）人跑来说“人类血液当然是绿色”、“撒旦从一开始就存在”（物理意义不是比喻意义）。
这个方向上笔者最喜欢他在《技术垄断》中举的例子。大概的故事类似于，若评判“能否在祈祷时吸烟”，人们会心生厌恶，怒斥“不虔诚”。可当问题变为“能否在吸烟时祈祷”，人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会回答，那也太虔诚了！

《技术垄断》中的例子（2007: 73）

随后波斯曼怒斥了“陷入所谓『后现代主义』魔咒的那群……『解构主义』的支派”。（2000: 10）当语言的确定性得不到保证，不仅会造成错觉，更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在波斯曼看来，整个社会的来源，或者说社会活力的来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有普遍的共通的信仰。这个信仰可以是基督，可以是民族国家，可以是美国梦德国梦中国梦。无论如何，没有“叙事”的民族自将瓦解，而深受电脑与资讯毒害的人，就成了艾略特（T.S Eliot）口中“空洞的人”。
波斯曼始终是为人类权利而战的斗士。他担忧我们会走向“唯科学主义”，他尖锐地指出所谓的学生成功克隆出羊是为了增加学分。而当这一趋势放大，从克隆羊变为克隆人体器官、再变为复制一个人体供自己未来使用/替换，人类将在伦理上面临严重危机。他也辛辣且幽默地点出“不过，这得要大家先将复制人『界定』为人类，抗议才成立”。（2000: 15）这一观点直指（1）定义权才是最大的真理权（笔者早些年就悟出的人文社科走向的第一真理），（2）变向的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之争。随后他不免痛惜的指出“人将其他人界定为非人类，不是新闻。所有的集体大屠杀事件，都是最典型的例证”（2000: 15-16）。
他希望在我们寻找未来的时候，“从历史中找寻实用的、人文的思想观念”，（2000: 16）这些观念从不是科技进步，事实上我们现在被科技过度的包围了，他希望我们寻找“那些提升我们对人类的了解、扩大我们对人性的定义的思想观念”。（2000: 16-17）波斯曼一一检视了雅典文明、中世纪思想，最终建议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十八世纪”。（2000: 20）

18世纪的学者与艺术家们

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便是启蒙运动，源于十七世纪中期，延伸至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诗人。伯林（Isiah Berlin）对这个时代做了很好的总结：“『十八世纪天资最高的思想家所展现出的知识力量、诚实正直、清晰思考、勇敢无惧，以及对真理无私的爱，直至今日，仍无人能出其右。他们创造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中最美好、最光明的一段时光』”。（2000: 22）
波斯曼并没有忽视十八世纪不人道的信念与制度，但他同时也指出“也就是在十八世纪产生了辩论，使得这些不人道的行径，广为社会所知，最终为社会所不容”。（2000: 22-23）正如波斯曼所说“让我们学习十八世纪的原理，而不是学习细节”。（2000: 20）
十八世纪是个进步的世纪，尽管“进步”一词出现的更晚（同时也是第二章的标题）。波斯曼有力的章节收尾很值得一读，我们该学习他的写作技巧。他是这样说的（2000: 23）——
任何一个世纪，都有惨无人道的行径，十八世纪也不例外。但是，未来就在十八世纪，现代世界众多有价值的事物，均肇端于十八世纪。

超越的概念近似于进步

第二章 进步
本章讨论理性主义，开场便助卢梭、华伦海特（Fahrenheit）、黑尔斯（Stephen Hales）、拉瓦锡（Lavoisier）、瓦特（James Watt）等学者或科学家的观点与发明为理性主义铺路。理性主义“反对基督教超自然的信念，也就因此反对上帝”（2000: 26）；理性主义“对君主政治的攻击不仅毫不留情，而且还发挥了实际的影响”。（2000: 27）
与“摒弃理性主义假设”（2000: 25）的浪漫主义不同，这一思想一开始就注定“彻底扭转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2000: 28）
如果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很熟悉，这就是了。这是我们熟悉的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学者对媒介环境/文化/技术/语言影响的一贯看法。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詹姆斯.凯利曾对其做过经典的判断，他说：
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eory: Exten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arold Innis, 源自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院长James Carey未出版的论文转引自《童年的消逝》，中信出版社，2015，p34）

讨论人文学科，社会结构通常是绕不过去的背景层

因而当我们看到“迷信、承袭的『智慧』、对传统的顺从、超自然形而上学，都在理性的力量与权威之前崩溃”时，也就感觉很自然了。（2000: 28）
那时的思想家同时也是社会革命的战士，他们的言辞果断而透彻，他们的行为勇敢而无惧。“耿德罗有一句同时向君主政治与宗教开火的名言：『直到最后一位国王被最后一位神父的肠子勒死，人类才能获得自由。』”（2000: 27）当然主张开明君主制的思想就不那么激烈。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中有波斯曼特别喜欢的伊姆霍夫（Ulrich Im Hof），他写道『君主不论是多么的专横，都知道伪装成开明的统治者是值得的，行为举止要比较像老师，不要像暴君。』（2000: 27）
从这点看，光是君主这边思想的“觉醒”就有其进步意义。若是民众对君主不满，或是其他社会阶级大有怨恨，上街流血的事件就近在眼前。十八世纪的“进步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革命。相比于之后的“经济革命”与“文/化/ 革命”，偏向军事暴动的政治革/ 命无疑具有先进性。若按朱学勤先生的话，他会这样解释。街垒抗议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文化批评，不过“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 1）
无论如何，在理性主义的思潮下，时代发生了重大改变。政治体制的变化背后是社会权力阶级的流动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这一变化的发生，也将欧洲从近代化慢慢推向现代化。

近代中国

理性主义自然不是无源之水，这一思想虽源于17世纪，但转变的开端还要挂在14世纪。毕竟，14世纪有文艺复兴，也有经济发展。尽管学者们不时黑一句“黑暗的中世纪”，但正如孔狄亚克（Condillac）驳斥的那样，中世纪不是『无知的年代』。（2000: 29）
等到启蒙运动时期，《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发起者耿德罗和《进步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的作者伯里（J.B. Bury）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启蒙运动对后世影响的两条主线，前者指向理性在知识和思考方式上的影响，后者指向历史观上的重大转折。
耿德罗这样说明他编纂百科全书的目的：一个是提供知识，另一个是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2000: 30）波斯曼对此补充道：实证可靠的知识，成为理性发动攻击的火药库；理性思考，成为引发理性改革的力量。（2000: 30）
伯里则提到：『一种历史诠释，认为人类朝着明确与向往的方向，缓慢的进步，并且认为这种进步会永无止境的持续下去。』（2000: 30）而这样的思想观念，在之前的几千年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盛行着一种自然观念。即人类最好的状态，便是延续过去的状态。在东方，这样的思想类似于道法自然。在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与罗马，并没有一套清晰的观念，认为进步是历史中必然、永远的发展。（2000: 31）而正是“进步”这样的思想观念，将人类引入“精神与版图同时扩张的新时代”。

人类的步伐遍布全球

科学技术是否要提升人类的幸福，这是个问题。算得上启蒙运动祖父的培根回答说“是”，而培根之后的很多科学家（如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则对这一问题漠不关心。他们更在意科学的“真理性”，而非“力量”。这些科学家并不关心进步观念，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研究推测能为生活上任何重大改变带来希望。（2000: 32）换言之，这便是我们推崇培根的理由。从培根开始，人类开始构建新思想的礼堂，将对宗教的迷信与盲从推到一边，将对科学的希望引入未来。这便是进步与力量。
到十八世纪，社会上已普遍认为人类历史自然而然就会朝向更和平、更明智、更开阔的方向前进，挡也挡不住。（2000: 32）随着“不论在经济、政治、宗教、法律或是科学等每一个领域，理性都是促使历史朝进步的方向前进的最佳工具”成为现实并迈入顶峰，卢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2000: 33）
对峙的两派，一边是理性主义，一边是浪漫主义。尽管不能将两种思想简单的一分为二，但大体上前者以孟德斯鸠、伏尔泰、耿德罗、孔多塞、杰佛逊、麦迪逊（Madison）、华盛顿为代表。长期来看，他们以冷静与平衡的观点诠释理性，引领我们进入现代的自由社会。（2000: 35）后者的拥护者主要指卢梭与雪莱。卢梭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算得上理性主义叛逆性最强、破坏性最大的孩子。（2000: 35）卢梭写就一系列的流行小说（比如重要的《爱弥儿》、自传体《忏悔录》），他将自己划分在“倾向宗教与性灵的那一边，也将自己归为重视情感生活的那一边”。（2000: 36）
卢梭对理性主义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所谓的自然教派，揭露了理性的局限，成功的展示了诗人的洞见与直觉的优越性。他也唤起对童年独特性的文化意识，扩大了个人的重要性，程度远超过文艺复兴时代。我们还可以说他一手开创了现代的内省文学。（2000: 36）

童年的消逝英文版封面

相比于饱受争议的卢梭（当然卢梭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学者），雪莱的声望就好上很多。他的万字长文《诗辩》（In Defense of Poetry）在知识界的分量，就像是政治界的独立宣言一样。（2000: 37）《诗辩》极为睿智地指出理性本身不等同于人性的进步。科学与技术无需伦理，依然可以推进，但这就与社会的进步毫无关系了。这也是波斯曼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麦克卢汉担心我们会成为机器的伺服机制，芒福德则忧虑大机器的壮大将无条件、无限制地湮灭人性。从雪莱的观点中，波斯曼也接着说“的确，如果我们从科学与技术寻找伦理规范，就将面临道德的浩劫”。（2000: 37）
写诗又论诗的雪莱以法国大革/ 命时期的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独/ 裁统治为例，论证他的观点。雪莱相信，“只有透过怜爱、温柔、与美丽，心灵才能接受道德规范；而诗篇正是培养怜爱、温柔与美丽的最佳方式；诗意的想象，而非科学的成就，才是推动道德进步的引擎”。（2000: 37）

平衡

这种多少偏向“自然主义”的观点，纠正了“唯理性论”的偏颇，而浪漫主义的偏向，将思潮推向新的平衡。正所谓“进步是心灵的事业，不是知识的成就”。（2000: 37）笔者在这一倾向中，能看到波斯曼的“恒温器”思想。笔者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是环境学的入门书，如果说有一本书能充分代表波斯曼，笔者倾向于这本书。本书介绍了环境学ecology的来源（住房或家居环境）、借控制论学者诺伯特.维纳的观点提出“教育的最佳构想是恒温器”，旨在提醒我们“教育在它服务的社会/文化里要保持平衡”因而“我们要考问并抗衡社会/文化当下的主导倾向”。同时，为了避免文化偏向给我们的青年留下无能的心智和扭曲的人格，我们需要随时给文化里的信息偏向提供平衡。波斯曼告诫我们“一种文明/文化里的媒介偏向失去平衡时，平衡不可挽回地被扰乱之后，文明毁灭的种子就要发芽了”。

本章的收尾中，波斯曼这样总结：进步观念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十八世纪创造了进步观念，并对其详尽诠阐释、大力鼓吹，在这一路发展的过程中，激发出磅礴的活力、高度的自信与无限的希望……理性，如果失去了诗人的洞见与人性的情感的辅助与调和，就会变得丑恶、危险……
我想，这也是“恒温器”思想在他最后一本专著中留下的又一个印记。

十条原理

第三章 科技
本章符合波斯曼一贯的立场。在科技的观点上，他既吸收了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媒介分期论（详细内容见《技术垄断》），又延伸了自己的十条原理（参见《震惊至死：重温尼尔.波斯曼陛下的美丽新世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p51-52），讨论了几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本章的开篇，波斯曼就进一步细化了“进步”，同时提出一连串问题：
不对，说进步是十八世纪的遗产，不尽正确。更正确、更有助于我们思考的说法应该是，十八世纪不但提出了进步观念，而且进一步提出问题，质疑进步观念：什么是进步？进步是如何发生的？进步是如何堕落的？科技进步与道德进步两者有什么关系？（2000: 41）
正如上一章所说，麦克卢汉担心我们会成为机器的伺服机制，芒福德则忧虑大机器的壮大将无条件、无限制地湮灭人性。而阿诺德（Matthew Arnold）、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 Morris）、卡莱尔、巴尔扎克（Balzac）、福楼拜（Flaubert）、左拉（Zola）等环境学的精神先驱就率先一步，在几个世纪以前对我们提出警告。阿诺德说“『相信机械』是人类最大的威胁”，（2000: 41）而后几位先驱则抱怨并担忧工业进步带来精神堕落和心灵的空虚。

人类眼中具有类人潜质的机器人原型之一

十九世纪初，拜伦爵士赴英国上议院演讲前寄出了一封信（本书附录一的内容），清楚展示了那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科技进步所抱持的严肃态度与怀疑精神。拜伦不是勒德分子，但他在机械进步的过程中，看到了有瑕疵的廉价交易——虽然得到了经济成长，但却付出了失去自尊与社群生命力的代价。（2000: 42）顺带一提，这项法案后来在仅有三票反对的情况下顺利通过。
正如波斯曼提出的那样，一切技术变革均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类似地，尽管电脑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它永久性地改变了教育的内容、形式、内涵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也是波斯曼一直对电视、电脑忧心忡忡的理由之一。
顺着十八世纪而来的是十九世纪，它的伟大创新是：发明如何发明。同时一种新的观念出现在这个世纪，就是如果一件事能够被完成，它就应该被完成。（2000: 44）一系列的发明就此出现，其中也包含电脑的前身（一种可以编写程式的机器），但这样的势头在二十世纪戛然而止。其原因之一就是将进步看作是真实的、人性的、必然的想法，已经逝去。（2000: 45）无论是芒福德，还是比他更早的英格（Dean William Ralph Inge），都明确了这个说法。芒福德这样写道：进步是『逝去的思想中最不存一丝气息的……是被二十世纪的经验完全摧毁的观念』。（2000: 45）

观念

当人们发现进步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历史使然，进步需要人类的努力，人们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向上帝证明自己是“天选之人”的意图不复存在，随着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消退，人们愈发将科技发明视为道德进步、社会进步、心理进步的同义词。（2000: 46）当人类成为简化主义者，卸去上述的心理负担，人类选择将问题交给机械处理。
在本书的成书年代（20世纪最后几年），已有学者力挺以数字化技术促进社会转型。比如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尼葛洛庞帝就在《数位革命》（Being Digital）中直截了当的指出『在下一个世纪我们将发现，我们与机器谈话的时间，不少于，甚至是多于我们与人交谈的时间』。（2000: 47）他的说法已经成为今日之事实。但正如波斯曼教授指出的那样，尼葛洛庞帝并未关注人类自身，他只关心我们会适应科技的未来，而从来没有谈到适应科技在心理上或社会上的意义。（2000: 47）
没有人会真正担心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事实上，适应力也是人类能屹立地球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因。文明程度的不同、资源禀赋的多寡、天涯海角的迥异，都无法打断人类逐步扩散到更广阔疆域的步伐。但科技的进步，或者说适应科技的进步不能解答任何问题，相反，它是更多问题的开始。
接下来波斯曼依次提出了几个问题，以类似『思考实验』的方式探索了它们，（2000: 47）并作出自己的回答。

数字化终端

第一个问题：
我们对于任何新科技……心理最先浮现的问题就是，这项科技解决了什么问题？ （2000: 48）
波斯曼认为，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的确可以赋予任何科技都重要的假象，但理性聪明、见多识广的人，不会相信这假象。（2000: 48）
波斯曼举例说，看上去人们需要很多资讯，但真的如此嘛？我们有五十个频道提供资讯，真的还需要另外五百个乃至一千个频道吗？而过多的资讯带来的信息泛滥，明显弊大于利。波斯曼的另一个例子是“能对话的门把手”。波斯曼反问我们“让它随着声音的命令转动，这解决了什么问题？转动门把是个负担吗？让门把较不易被盗窃破坏是个问题吗？还是这只是展现我们的科技才华呢？”（2000: 48）
这个问题指向了波斯曼的媒介“人性”观点。波斯曼在2000年的媒介环境学大会上就曾疾呼在场的学者（包括很多他的徒子徒孙）不要只关注媒介，而要关注媒介下的人。在第一问题上，波斯曼关注整体的技术/媒介/文化/语言环境中人的定位。比如出生在千年以前的人，就没有“能对话的门把手”。但他们家中的财产安全与否与门把手“会不会说话/能否接收信息”无关，只与门把手能否和门组合成一整套“防盗”装置有关。更确切的说，与此人的居住环境、社区安全、社会的财产保护意识密切相关。

门把手艺术品

在某一具体发明是否对人类有好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否会造成某些无法预料的后果等问题上，值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门把手”这个案例中，它的存在对于手足伤残或行动不便（比如手上拿着很多东西）的人有好处，但一旦涉及信息结构而非机械结构，潜在的信息泄露风险就指数级提升了。一旦开发门把手的公司在门把手里内置“广告”、“充值服务”等功能（事实上，这些案例在很多电子设备上都过于常见了），那对于使用者显然是弊大于利。
尽管如此，从进步的观点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保罗.莱文森教授的“媒介人性化趋势”。比起相较于只能使用物理方式开启的大门，联通电子的“门把手”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我们可以想象某个房间需要每隔两小时固定通风十分钟，而专门雇佣人手完成这一工作总显得麻烦。此时，内置微芯片控制的门把手，就能大大节省人力成本——当然，这也是人类激烈反抗最新科技的理由之一。
尽管很多人乐意给波斯曼贴上“勒德分子”的标签，但他确实不是。波斯曼呼吁我们进行审慎的思考，理性看待科技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心理效应。

科技感

……我认为反科技是愚蠢的，就像是反对食物一样。我们需要科技才能生活，就像我们需要食物才能生存。但是，如果我们吃了过多的食物、吃了没有营养的食物，或是吃了受病菌污染的食物，这维系生存的方法，就反而变成了危害生存的理由。科技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不是个哲学问题，没有一个哲学家会争辩科技可以提升生活，还是降低生活；这是个常识问题……只有傻子才会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欢天喜地的拥抱所有的科技。（2000: 50）
波斯曼的宏大叙事观（第一章所说的“共通的信仰”）导向了他的责任意识，他认为“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机制负责任，但是现在却以科技的潜力取代了我们的责任”。（2000: 50）也正如古德曼（Paul Goodman）所说，科技应该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2000: 50）其原因便在于此。
第二个问题：
解决了谁的问题？（2000: 50）
这个问题背后是波斯曼“十条原理”的第二条：新技术的利弊从来不会在所有的人身上平均分布，就是说新技术使一些人获利，一些人受害。（震惊至死：重温尼尔.波斯曼陛下的美丽新世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51）
波斯曼承认“当然，大部分的科技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能不是每个人的问题，甚至不是大多数人的问题”。（2000: 50-51）他劝诫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的决定谁将从科技中受惠，谁将成为科技的代价，这两者不是永远一致”。（2000: 51）

浮士德是很多文艺作品中爱用的人物名称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既是第一条原理“浮士德式交易”的进一步深化，又是波斯曼人文思想的呈现。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后叶的波斯曼敏感地察觉到媒介环境的变化深远地影响了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美国人为何如此喜欢公路、喜欢汽车，甚至不一定愿意回家、也想在公路上旅行呢？其中的一个原因便在于，由于家里有电话，公共的或私人的问题总会闯入，打断个人的休憩。而在公路上行驶，无论是出于安全还是欣赏风景，我们都有足够正当的理由拒接电话。
在笔者之前的文章“浅谈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笔者前列出几条，比如：
1）并非每个人都喜欢电话，和世界联通就意味着世界会找上门。电话对拨打者更有利。如电话铃声就打断了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生活的宁静。
2）手机本身是互联网无意间酿成后果的一种补偿，互联网代替了大量的文牍工作，又使我们困守在电脑前而移动不得。故而手机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偿性媒介。
3）汽车和收音机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发明的。这给了驱动(driving)这个词新的含义。但直到1929年，才出现第一台车载收音机。

智能手机发布时，莱文森已经出版了多本相关著作

但笔者最喜欢的无疑是第五章的开篇图片，上面写道：“但是我们天生需要隐私，需要控制交流，我们人性的节拍需要暂停的休息时间，我们把这些需要镌刻在我们的社会期待中”。我想，这也是莱文森在精神上没有彻底叛离波斯曼的一个标志吧。
笔者准备再举一个例子。近年来特斯拉电车销量火爆，全球车主众多。但即使它的拥趸也无法否认，特斯拉的问题太多了。比如，在车辆行驶中突然要求车主付费才能转向或不受控制的突然转向。这些情况就发生过不少次。一旦科技公司肆意侵占用户权限，将对个人生活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笔者在科技这一问题上高度赞同波斯曼的根源。我们已经走的太远，将人斩于马下了。
第三个问题：
哪些人、哪些机制可能因科技而受伤最重？（2000: 51）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人的权益，更准确的说法是已经高度社会化专门化分工的人的权益。一切重大变革都将无可挽回地改变社会结构，无论是印刷术对职业抄书人的冲击、还是机械化对1811~1818年间英格兰路德分子的冲击。

奴工

尽管我们可以用“社会进步”掩饰将有一大批产业工人就此失去工作、无法养家糊口的残酷事实，我们仍不能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波斯曼饱含同情的写道：
路德分子不仅完全了解机械化对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也同样清楚机械化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破坏，尤其是对他们孩子的伤害，他们的孩子是工厂的奴工。他们以简单、但是无用的手段，来抗拒科技变革，把工厂机器设备打得粉碎，直到他们被英国军队抓入监狱或是杀死为止。（2000: 51）
笔者尤其喜欢 “奴工”这个词，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权益与财富分配的本质。同样的事情在美国也不断地发生，从华盛顿等人建国（补充见叶立华的文章《选票不过是一张废纸》，2023.3.7）到近年来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系列“不公平”游戏持续上演。
那些失去一切的社会分子，除了无用又威武的反抗，又能如何呢？十九世纪是十八世纪的延续，那时的人激烈表达意见不足为奇。不如说，现代社会的强分层让人活得不像人反倒是问题。但凡有社会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人能活下去，“社会”这个词才算成立。（关于这个话题，西塞罗在《我让孩子拥有当个“废柴”的权利》，2023.3.6中谈地不错）

勉力维持的社会平衡避免了社会崩坏

在这个问题下，波斯曼再次以科技与教育举例。他说盖茨不断暗示电脑科技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2000: 52），但这是赢家的作风，赢家希望输家心存感激、满怀热情，尤其是要让他们不觉得自己是输家。（2000: 52）美国人投入了数十亿资金（这是1998年的数十亿）将学校连上网络，但目的不明。
现在我们看这一问题就更加明显。在人人都持有移动终端的时代，电子信息几乎成为垃圾的同义词。我们只会发觉自己每时每刻都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而为此专门付费（甚至拨款！）简直和发神经无异。我们并非真正需要大量的资金与信息，相反，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有针对性的少量信息。（1. 关于我国电子化教学与贫困地区的远程授课，其底层逻辑是将书面信息通过经验丰富的教师之手，转化为更可接受的知识，这符合波斯曼对电视化教学的研究模型。2.另外，本国的教科书编纂精良的极少，而国外的教科书为持续出版获利，其设计深入浅出，是书面文化的典范。——如何理解曾博所说的“看国外数学教材提高智商”？）
于是我们得到了这个问题的又一个答案，随着科技肆意泛滥，我们的下一代（主要是接受学校教育的孩童）将被科技所包围，沦为技术的伺服机制。

信息泛滥

第四个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制造出什么新的问题？（2000: 54）
这个问题存在假设前提，即“大家不断有发展科技的意愿与热情，对计划的前景也满怀乐观”。（2000: 54）在需要这个假设之前，笔者准备顺延上一个问题，更深入地探讨。
笔者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大人们为了避免孩子打扰自己，直接将手机丢给孩子。孩子们看手机视频上瘾，甚至到了很恐怖的地步。无论是几年前智能手机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还是现如今技术已日臻成熟直接同质化竞争的淘汰赛阶段，几岁的孩子对手机的过分依赖（成瘾）都是个问题。
家长们为了“自己不被打扰”（解决问题：被打扰很麻烦），选择了“将手机给孩子”（新的问题：孩子成瘾）。笔者想起自己小的时候，为了减少父母不在家独自出门的风险，经常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坐在电视机前。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笔者不会因此不做作业。另一个更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笔者看到广告，几乎铁定会无条件立刻换台。尽管如此，日后眼睛上了度数，也成了此事的代价。

上瘾问题

波斯曼在电视和孩童这两个话题上无疑比笔者更有发言权。《童年的消逝》的副标题就是“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因而他自然地指出，电视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改变了政治论述的本质，导致识字率严重下降，甚至还可能使传统的儿童社会化过程不再可行。（2000: 54）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很难预见科技会造成什么新的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莱文森的判断方向性是准确的。技术发展史已经转向“指哪就可能打哪”的阶段了，而今年三月OpenAI发布GPT-4，其高度智能化已经将机器彻底取代人类的节点逼得更近了。笔者实在想不通，经济学人等西方主流媒体鼓吹AI无害论是出于怎样的险恶用心。

别忘了，这一条旁边就是另一条呢。

第五个问题：
什么人与什么机构，可能因为科技改变而获得特殊的经济或是政治权力？（2000: 55）
波斯曼指出，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因为重大的科技变革总是导致权力重组。这也正是史密斯（一七七六年）在他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中探讨的问题。（2000: 55）
当然，尽管因为翻译的缘故，台版的译者吴韵仪先生将“亚当.斯密”译为“史密斯”，我们还是很好判断出此人的身份。
从手工生产到工业化生产，从工具使用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科技一方面淘汰了旧有的工作，另一方面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不过被淘汰掉的旧工作似乎远超过被创造出的新工作。（2000: 56）顺着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波斯曼接着问道“在电脑科技的辅助下，是否可能只需要十分之一的人口，就能够完成整个社会需要的工作呢？”（2000: 56）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电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愈发强大，它们无比自信又必然地融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我们不愿意这样说，但我们已经深入地被卷入了“技术垄断时代”的漩涡，难以挣脱。

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

智能化的控制使三大产业不再需要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而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人的普遍收入增长产生背离。人类传统工业化的“引进产业-劳动密集-经济发展-区域腾飞”模式自然只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而卡在高端制造业上下游之间的转型国家，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
结合信息化、数字化对人的依存度大量减少的必然趋势，人类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无法回答，而波斯曼借由新提出的问题为我们探索答案。
他说，我们必须记得，最伟大的激进分子，永远是我们的企业家。（2000: 56）他们携手创造出了二十世纪社会-文化-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尽管我不知道我们对于缓和企业即将带来的文化改变，能做多少努力，但是民众至少应该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并且睁大了眼睛注意这些人的举动。（2000: 56）

产业发展的例子

这些人中，有些愚蠢且自负的人试图向过度担忧电子新世界的人保证，未来人的本质仍将维持不变。（2000: 56）诚然，我们宏观的基因结构、生理需求、或是基本情绪（2000: 57）不会轻易地随科技发展重大变化，但我们的心理习惯、社会关系将可能改变，最可能改变的是政治机制，尤其是选举政治。新科技造成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论述结构的改变，因为新科技鼓励发挥特定的才能、偏好特定的智慧、需要特定的内容。（2000: 57）
波斯曼在接下来的文段中详细的对比了若干美国总统的特质，但这并非笔者关注的重点。笔者看出，波斯曼是站在“人”的角度，对我们的未来表达忧虑，对我们丢失人文主义表达缅怀和关切。他迫切地期盼我们做一些事情，哪怕是个体的、无用的、刻意的行为，来对抗这一文化失衡的趋势。人类是自然界的物种之一，经百万年进化最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人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某一阶段的人的特质实质上是对他所生活年代和时代的折射。这便是人的“镜像”效应。

“镜像”

正如环境学派学者无法预计技术发展带来的未来影响，历史的发展也充满随机。按自由主义历史学派的观点，历史从不是偶然与必然的交叠，历史只是历史，它完全可能在某个节点突然断裂、或突然发生“进化”反应，这也是人类长期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根源。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无数个这样偶然的叠加，最终以“看似符合某种规律的方式”呈现在眼前。
也正因我们的历史中恰巧有好的一面，比如启蒙运动，比如理性思想，比如人文主义，我们才在智者的劝诫下，希望保留我们长久发展中获得的宝贵遗产，而不希望轻易的失去它们。

第六个问题：
新科技对语言造成什么改变？这改变有何得？有何失？（2000: 58-59）
波斯曼用“社区”、“对话”、“政治辩论”、“公共”、“参与民主”等一系列词举例，展现不同时代同一个词词义的变化。词义指向语义学（Semantics），笔者看来，词义的变化折射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其根源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
后面的几个问题，其实是波斯曼教授在之前的著作中探讨过很多次的问题。本章提出的这六个问题，更多是一次学术生涯结尾的呼应，而非新思想的萌芽。无论如何，他都希望我们审慎地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与方式，我们的内在哲学。

秋季，到底是植物枯萎？还是丰收喜悦？

（本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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