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战时期日本不和中国议和？

daomei · 发表于 2019-5-17 10:47:22

在中国战场属于二战主要战场吗？这个问题里看到锣没罗的回答，好奇日本在中国折戟沉沙，遭遇巨大损失，为什么不及时止损，与中国议和，反而是要死扛到底呢？小日本脑子瓦特了？

漫天飞雪 · 发表于 2019-5-17 10:48:01

题主你的认识本身就是错的，二战时期日本跟中国的议和始终就没有停过。
七七事变刚开始时的“船津工作”；
1937年11月开始的“陶德曼调停”；
1938年开始的“宇垣外交”；
1938年7月开始的“小川路线”；
1939年底开始的“桐工作”；
1940年初开始的“司徒雷登工作”；
1940年开始的“钱永铭工作”；
1941 年对阎锡山进行的“对伯工作”；
贯穿整个抗战中后期的的所谓“重庆工作”。
日军发起的“和平攻势”形式之多样、角度之刁钻、频率之频繁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而且确实有人写了这么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
然而如此频繁的议和最后为什么却没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呢？难道真的是老蒋的抵抗情绪特别激烈、以至于宁肯死战到底也不肯同日本人媾和？
我们的故事还要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说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和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日本陆相衫山元表示没问题，你尽管守，我大日本帝国陆军直接F2A即可一击制敌。然而裕仁天皇表示你要是一次F2A解决不掉这事怎么办？别忘了咱们头上还有个苏联呢！
陆军认为我是了解苏联的，他们就不是那趁火打劫的人！
裕仁说他们万一要是呢？？

裕仁垂询道：“如果苏联从背后进攻怎么办? ”闲院宫答道“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裕仁叮问 : “万一进攻怎么办?”——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卷6；东京1951:29—30；

很显然，裕仁是不太想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陆军将领身上的，而日本军政高层自然也没傻到全都相信陆军的话，所以到了7月底8月初的时候，第一次中日议和计划就已经出来了，这个计划由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这个名字……）草拟，内容大概主要是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华缔结“防共协定”中国停止排日并降低日货关税、中国军队撤出华北……最后形成了一个《全面调整日华国交纲要》、一个《日华停战条件》，高层看过之后一致通过，委派前驻沪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带着找中方谈判去了。
然后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按照老蒋的指示，跟日本人接触了一下——真的就只是刚刚接触了一下下——淞沪会战就爆发了。
于是第一次和谈未果。
然后淞沪会战打得热火朝天，日本人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衫山元你当初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解决中国问题来的么？现在一个多月了，为啥这仗越打越大？
苏联问题没有解决，而淞沪战场哗啦一下子又扔进去三十万人，是个人都知道这时候万一有点什么闪失就会出问题。所以在裕仁的指示下，日本军政高层最后拿出来一个《处理中国事变纲要》，里面明确指出：

此次事变应以军事行动的成果与恰当的外交措施互为表里，尽快予以结束——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东京1974:370—371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人找来了德国人来进行调停，于是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找到蒋介石，表示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咱们可以再谈谈——结果带话的时候日本人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事让陶德曼给落下了。
于是事情就好玩了，老蒋发现这个条件……虽然加了一些，但是不用发声明承认伪满洲国了啊！
不过老蒋并没有马上松口，他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认为中国是绝对打不过日本的，但国际社会也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所以他一直在寻求通过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压，逼日本人坐到谈判桌上来——而他的底牌，就是东北。

结果老蒋在七七事变以后先是跟苏联签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又向国际联盟提交了声明书，又准备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讨个公道回来（所谓九国公约，就是1922年九国约定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那个公约），统统未果。绝望中的老蒋甚至给斯大林写信希望他能派兵援华，结果也被拒了，老蒋的心情简直糟糕到无以复加。

我希望友好的苏联将给予中国重大的援助。如果此时此刻为挽救东亚的危险局势，您决定派出您的军队，那么这一决定将加强中苏之间永远合作的精神——斯大林和杨杰谈话纪要·1937年11月11日

当时的情况是淞沪会战中国七十多个师被填进去了，25万人已经打没了；太原那边打没了10万人，也失守了；而且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外部调停基本上已经没指望了，当时老蒋身边的一圈德国顾问天天跟他将要和平不能再打了，再打万一英特纳雄奈尔实现你就废了；唯一有可能直接介入战争的苏联人表示我们热爱和平，不能出兵。

（法肯豪森）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黄美真,张云.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2

于是12月2日，老蒋把一票党国高层聚到一起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和谈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和谈的条件还可以，不算亡国！咱们可以跟他们谈！于是老蒋跟陶德曼松了口，表示咱们可以谈，但是华北的主权我还得要，而且你们德国人得帮忙。
行！这个消息从中国出发，传递到了柏林，又从柏林传到了东京，东京方面表示：哈哈哈哈哈哈哈。
开玩笑么？这一个月我把你的骨头都快砸烂了，你还想跟我讨价还价？
12月13日，南京沦陷。21日，日本提出新的谈判条件，继续加码，之前的条件你都给我答应喽，然后还得给我赔款，别忘了承认满洲国，等等等等，反正是提出了一大堆苛刻的条件。
老蒋一见之下大喜过望。

余見此，心為之大慰，以其條件與方式苛刻至此，我國無從考慮，亦無從接受，決置之不理，而我內部亦不致糾紛矣。——蒋公日记·1937年12月26日

所以陶德曼调停到这儿基本上也算黄了。
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军方信心大振，觉得中国军队菜得抠脚，自己一鼓作气从北到南可以直接平推，近卫政府直接发布了著名的“近卫声明”，表示“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中日双方互相召回了外交使节，眼瞅着这仗就越打越大。
然后日本人忽然发现，自己60万人撒在华北到长三角的各个地方，后面是7个师团VS20个苏联远东军师，军费开支极其庞大，中国政府不投降就没法回本——这好像跟甲午战争以来的情况不太一样啊？之前都是打一打、停一停，然后给中国放点血自己补充一下再打，可眼下这个情况对面死撑着不认输，有点难搞。所以日本方面决定暂时缓一缓，巩固一下已有的战果——结果下面人就独走了，连续发动了台儿庄和徐州战役。
台儿庄还打输了。
这期间老蒋的想法一直都是东北我可以不要，利益我可以出让，但是你得给我个准信儿，不能今天和平明天又打了，所以始终坚持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和担保。中日双方对这个问题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若言和條件僅以東北為限，且有保障，則不惜一和。昔之不能解決東北問題，以其政府不能掌握軍隊，若果當時解決，則仍不能免於一戰，於我國地位更壞也——蒋公日记·1938年3月22日
如敵果有和平誠意，不提制〔致〕命傷條件，而僅以解決滿洲國問題為限，則不惜與其言和，然未到其時也——蒋公日记·1938年3月23日

结果台儿庄大捷，日本内部还发生动摇了，近卫改组了内阁，日本方面开始准备贯彻“不扩大方针”。于是老蒋这小心思又开始活动了，1938年5月26日，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张群在老蒋的示意下向日本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发去贺电，暗通曲款——宇垣一成是当年蒋介石和张群二次革命逃亡日本时结实的老相识，所以这次谈判简直是一拍即合。1938年6月26日，中日双方在香港开始进行接触。
然而这次谈判最终还是没成，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提出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毁了整个谈判——蒋介石你必须下野。
行了别谈了。
于是宇垣外交也黄了。
不过没关系，这条线断了，咱们还有一条线……日本“民间人士代表”小川平吉跟中方在香港还有接触。1938年底，汪精卫跑了，这下日本人手里的牌多了，中日双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1939年宋美龄甚至以治牙的名义亲赴香港主持谈判，双方谈到一半，又出事了……
谈判的事情泄露了……

此函提出干部会议。事泄。共产党率民众多人到军委会要求蒋氏宣布二事: ( 一) 通缉主和人员。( 二) 驱逐反对统一战线人物。如张君迈等，广西系闻而踵至，亦提出反对。如果议和，广西决单独抗战。于是会议中止。并令“暂勿往还”，且由柳兄坚嘱弟须设法保留交谊，以俟时机一至，可以实现和平也。 ——天津编译中心．《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译．近代史资料，1996，87期:99

谈判往后拖了一下，结果这么一拖，日本政府发布了支持汪精卫的声明；5月苏联和日本在诺门坎打起来了，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战终于爆发了！于是小川路线自然也黄了，不过没关系！咱们还有一个“桐工作”！
到了这一阶段，双方的接触就开始越来越好玩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日本在“桐工作”里跟所谓的宋子文胞弟宋子良接触许久，最后发现这竟然是个假货！后来各方众说纷纭，有说这是戴笠策划的阴谋好摸清日本人底线的，有说这是宋美龄亲自操办的……然而无论如何，日本人对这次“桐工作”确实是上了心的。
日本人上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欧洲打得越来越激烈，日本人在大陆的日子也开始难熬了。大家开始商量要不要赶紧趁着英法在欧洲战败南下去东南亚抢资源，老蒋从各个方向上接触到了一大堆真真假假的情报，在怀疑之余也难免心里很是有点痒痒的，于是干脆让陈布雷他们制定了一堆诸如《中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和平协定》、《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的东西，1940年8月31日让张季鸾带去香港跟日本人讲数，老蒋还颇在日记里伤心了一阵子……

敌倭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 ,如何而可望其彻悟?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 ,如何而可轻易议和?今姑妄试之。惟坚持勿稍迁就 ,保我人格国格——省克记初稿,卷十六 , 1940年8月31日条

结果……
结果日本人表示你们这个宋子良看着很真！跟我们谈了好久！张季鸾你看着很假！一定是来骗我们哒！
张季鸾施展浑身解数，就差拿个锣挂个牌子到日本人楼下敲打一番了，结果最后日本人还是不信。

（张季鸾）夸大宣传其身份 ,以冀引起和知之重视云——《情报》 , 1940年9月16日,特交档案— 中日战争 031卷-45626件

老蒋此时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自己好不容易下定了决心，结果就因为这么滑稽的理由被人给拒绝了，还大大的丢了一次脸。这次丢脸极大的坚定了老蒋拒绝议和的决心——士可杀不可辱啊！然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蒋介石心心念念的美国参战终于变成了现实，此后日本虽然仍有和议提出，不过蒋介石料定日本必败，也是断然不肯接受了。

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书公告

以上。

忆忆 · 发表于 2019-5-17 10:48:48

先说结论，日本做梦都想早一点结束中国战事。
自九一八爆发的第一天起，日本政府想的都是停战，但文官政府和陆军马鹿们存在巨大分歧，当时日本总兵力为33w，东北驻军不足2w，朝鲜驻军2w，对面东北军刨去关内驻军也有20w以上，而且空军数量远多于关东军，只从字面数据上看事变是不会成功的，文官政府和陆军上层都是这样想的，所以日本外交部开始接触南京以求停战，但因为文官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队，所以关东军继续暴走并一路高歌猛进。这种矛盾的态度给了南京一种错觉，认为事变不过是日本的一次政治讹诈，做出来一系列错误判断。
随着关东军成功占领东四省，日本政府和天皇都强硬了起来，拒绝了和南京的谈判，想把战果变成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外交部的文官被陆军们彻底压制住了。在旧日本帝国，外交部自甲午以来就被民众视为“卖国集团”，饱受国民责难，民众指责他们在对清谈判“让步”太多，对俄谈判连“起码的赔款”都没拿到，浪费了那么多“光荣牺牲”的战士们。相对的，民众对军队有着十分崇拜，这些为国家“开疆扩土”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除了文武官冲突外，海陆军队中国的看法也有不同，大正时期的海军希望裁剪陆军，释放劳动力发展经济，巩固现有领土，不要过度的干预大陆事务。陆军的方阵就是“不服就干”，主张不断扩张大陆领土，至于是循序渐进还是猪突猛进，陆军内部也有矛盾，但从结果来看，一群下级军官突然暴走，再用惊人的战果让政府闭了嘴。
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一向被天皇视为稳健冷静的海军马鹿们，眼红陆军上一年在东北的巨大成功，几个军官一合计，就在上海搞了个大新闻，日本海军陆战队对十九路军发动了夜袭。
和关东军不同，陆战队碰上了硬茬子，十九路军没有像东北军一样溃败，而是现在奋勇反抗，陆战队人数不足，战事一时陷入焦灼。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一改九一八的懦弱向十九路军提供了大量支援。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方面外交部罕见的压制住了暴走的海军马鹿，开始积极和南京谈和，哪怕3月1号陆战队突破了国军部分防线，还是在3月3日停了战（关东军的攻势也受制于长城抗战而停止）。
往后就是长达5年的和平，这一期间，日本文官政府一步步被军部压制，原本被政府视为倚仗的海军也在军令部的控制下激进化。
1936年，226事变爆发，陆军皇道派政变，海军战列舰榛名号驶入东京湾镇压。事变失败后陆军经过一顿自我清洗后团结在统制派的领导下，开始了彻底的暴走，而文官政府因为特有的贪污腐败，内斗互掐中频繁组阁辞职组阁辞职，开始被军部逐渐渗透。
1937年七七事变，依旧是一群下级军官的暴走，日本陆海军先后在北平上海发力，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此时，日本政府对中作战的目标是什么都没有统一，因此还有少部分希望和平，日本继续着边打边谈的日子。这种走一步看一步，暧昧不清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淞沪战场上日军各种失误，错失了围歼国军主力于淞沪的机会。
淞沪之后，随着国军全面溃败，日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但总的来说，日本还是希望和国民党谈和，而不是陷入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中。
日军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打下南京了国民党就会（有条件）投降，结果蒋介石跑到武汉去了，没办法，日本继续打呗，然后一番苦战直取武汉，结果国军退到长沙，蒋介石本人跑重庆了，然后日本几年间想着拿下长沙国民党就会投降了，拿下广州国民党就会投降，拿下桂林，拿下太原，到最后日本都抱着拿下重庆国民党就会投降的想法，结果战越打越大，上百万日军深陷大陆，糊里糊涂的打了八年。
相信我，以蒋介石逃跑的能力来看，就是拿下重庆他也会跑到昆明去，再不济转进新德里（实际上他就是这样想的）。
至始至终，日本都没想过国民党会无条件投降，他们想的都是早点打服蒋介石，让他承认华北（华南，华中）的统治权，是的，日本根本不想吐出到嘴的肉，这谈个毛线。
时间到了1945年初，日本在太平洋全面溃败，新任首相小矶国昭在莱特湾决战失败后，就想着早日单独对中和谈，为此他决定对中谈判尽可能的让步，以解放百万中国派遣军，让他们得以投入太平洋战场，这是，中方冒出了一个叫缪斌，这个人自称是重庆派来和谈的，能与蒋介石直接联系，缪斌的确和重庆军统（戴笠）有一定联系，但具体有多少不清楚，结合事实来看，这个人更有可能是一个江湖骗子。
对于缪斌的身份，日本方面有很多人都表示怀疑，为什么都1945年了，胜利在望的重庆方面怎么突然要和谈了？但情形逼迫小矶国昭相信缪斌，和他认认真真的开始谈判。
谈判结果包括，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日军全面撤出初满洲外所有中国领土，伪满问题也可以同中方协商解决。
这尼玛等于马鹿们八年的血都白流了，史诗级让步啊。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假的，哪怕蒋介石失心疯论也不可能同意单独谈和，所谓的谈判到5月26日就“破裂”了，缪斌本人光速跑路，现在离日本投降还有80天，等死吧。
ps：缪斌本人在抗战胜利后被判汉奸罪枪决。
原因：1，美国在日本找到了和谈文件并质疑蒋介石为什么要单独和谈。
2，boss戴笠坠机身亡

邓邓 · 发表于 2019-5-17 10:49:04

77事变刚刚发生时，蒋和国府普遍不愿也不敢打，所以是有和平的诚意的。然而当时的日本军方则是铁了心要咬下中国一口肉再走的。日本政界一方面管不住军方，另一方面也乐见918一样坐享其成，故而除了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比如板垣，近卫等，都只是口头和平。

当时国内的知识界，以胡适代表的一部分人给蒋提建议:为和平做最大诚意的努力。理由有三:
1. 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 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 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给日本的条件是承认东三省独立。
蒋不同意胡的看法，但还是虚心听了。他认为日本始终言而无信，得寸进尺，918以来一直在吃亏上当，这次恐也是谈不出什么。但是他也没完全关上和谈的门。

当时一方面庐山谈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和平的希望，于是在日记里写：&#34;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34;
胡的方案，蒋半推半就，但日本军方当时是不认可的，他们贴心要咬下来肉的。
后来日本进攻北平，天津，全国哗然。蒋认为战已经不可避免了，虽然战而无备，胜算渺茫，但不战他就要被推翻了，与其如此，不如荣誉一波，死处求生。

所以天津沦陷后，蒋在国防会议上开始定调要坚决抗战。并且话语里仿佛是嘲笑了胡适，旁边程潜琢磨圣意，骂胡为汉奸，蒋也没说什么。

后来蒋听取张治中的建议，主动发起了淞沪会战。一方面，乐观点想，是要呵阻日本，让它知难而退。另一方面，现实的考虑的话，也是为了吸引日军向南，保住苏联援助线，变由北攻南为由东攻西，这也是蒋百里当年既定的战略。

最开始，蒋因为918后被日本的言而无信坑了好多次，所以蒋当时抱的想法是拖苦了你再跟你和谈。他估计中日会在华南打个一年多，那时候双方都知道疼了，就能诚恳的谈了。

结果淞沪苦战，内裤都赔进去了，也没挡住日本。于是和谈又开始在蒋心里冒出来。淞沪刚打的时候，陶找蒋说愿意调停，蒋严词拒绝。淞沪之后，蒋缓和语气，说愿意谈，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当时日本给的条件很优厚)，但要先和再谈。
蒋在日记说，他内心知道日本肯定不会接受先和后谈，所以只有抗击到底一条路。要&#34;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34;对形势估计也更严峻，要6年再反攻，3年准备，3年组织。事实也差不多这样的。
当时国府是求和的人居多，蒋是力排众议，坚决抗战的。

日本当时刚刚改组内阁，压制了军队少壮派，提出了的条件如下:
1. 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
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
3. 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
4. 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
5.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
6. 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

其中经济原则是:
1. 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
2. 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
3. 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
4. 战后复兴之合作。

其中军事合作是:
1. 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
2. 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
3. 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

这个条件很多国府高层都接受，平心论确实也很不错。但蒋认为条件太优厚，可能是日的离间计，并且认为 &#34;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34;
个人认为，这句话对当时日本是鞭辟入里的，也是国府当时少数清醒的人。
所以蒋说谈和可以，但一定要先恢复77事变前的状态。这点，起先日本没有接受，提出日本可以先发表和平宣言，然后大家停战，双方可找个中立的地方，比如香港，谈好了条件，大家再撤兵。

蒋回复，一定回到77事变前状态再谈。

俄后来近卫首相和板垣密电日方谈判人员，愿意做出让步，在此前提下，继续谈细节。注意这里是密电，表示日本朝野并无共识。谈判于是继续推行，进一步在之前基础上提出了满洲问题方案。
方案如下:
1. 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34;满洲国&#34;，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2. 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
蒋认可提案，并着手准备和平交接事宜。另对平津日方驻兵人数，如何维持交接治安，宽恕华北政府等细节进行了指示。

日谈判代表回国后，经最高会议决策(应该是有天皇的意思)，提出七个谅解。
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
乙、中国政府之调整；
丙、伪组织之收容；
丁、&#34;满洲国&#34;之承认；
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
己、日、华、&#34;满&#34;经济提携；
庚、战费互不赔偿。
中方认为这七个谅解超出了之前谈判给出的范畴，且头四个是公然践踏主权，果脯谈判代表拿出之前日本说要尊重中国主权的话质问对方。日方解释之前只言尊重中国主权，并没说中国可以保留完全主权，于是大家开心的玩起了文字游戏。

蒋借何应钦之口否决七个谅解，但平津驻兵，满洲承认以及对傀儡政府的宽容却在之前密谈时有过共识，蒋也做了批示。蒋的真实想法外人无从得知，对比之前密谈的内容，谅解只有一个不同。密谈是说宽容投日派，但是日本的谅解却是要调整政府。

在日记里看出，蒋一方面说，欧洲列强不打起来，中国胜利无望，和谈是唯一出路，为民族记，个人得失不在话下。另一边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发抗战到底，宁死不区的决心，好像要做烈士一样。

这里蒋的矛盾我们可以理解，却也难揣测。他究竟是抱抗战之决心，只以谈和干扰日本，还是真有心和谈，但顾虑到汪的问题，就态度转变了，大家只能自行判断。蒋行为上是很快结束了这次和谈，把谈判代表都撤了下来，一心一意投入在他认为要六年准备，一波雪耻的战争中了。
中日最有诚意的和谈就是这次，双方就这么既是必然也有偶然的不欢而散了。

后来，萱野，小川等在港的谈判，都是日本的少数派跑来跟蒋幕后的人谈，两边都没授权，根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后来日本几乎过段时间就派不同人找蒋和谈，蒋都腻了，随便打发。

后来张作为蒋的幕僚，对和谈一直抱有希望，跟蒋提个没完。蒋给了他写了一个基本纲领，那纲领就是一眼就看出来日本肯定不会接受的那种官面文章。张带着它在香港跟日本代表见面，日本人把纲领报给上面的人，果然石沉大海。

后来孔又去谈，过程就是两个同样不被自己人待见的少数派狠狠吐槽了一下两边政府的当权派，表示当下的局面都是疯子造成的，我们这些有远见卓识的理智派要结束它。然后怎么结束它呢？两边就谈出了譬如双方在精神反共下实现永久和平，让蒋下野来挽回帝国军人面子等疯子才会想得出的东西。

珍珠港以后，蒋胜算在手，大腿得搂，更是对和谈嗤之以鼻。日都懒得抗，一边要装备积累实力，一边坐等王师上岸，一波带走对方。

总结一下，中日谈判只有77事变初有机会，中国多数有诚意，领袖没诚意。日本领袖有诚意，多数没诚意。中国，领袖说了算，日本，谁说了都不算。所以没成。具体条件上，我认为没有和谈成功主要集中在三大分歧。
第一大分歧,日本在得胜后，要求的胜利果实包括平津驻兵，对满洲国的承认和亲日派掌权。蒋的底线是前两者。因为汪对他执政地位的挑战，以及头几年CC系土木系对政学系的血腥打压，自己全家老小不是亲美就是亲苏等等原因，导致蒋绝不会同意第三者，否则会天下大乱，自身难保。

第二，日本之前爽约多次，信用破产，所以蒋一直在寻求保险，就是够强大的第三国担保。这个担保的前提是欧洲列强没有撕破脸，也就是国际社会还按游戏规则来。结果他们自己先不讲规矩，打起来了，所以慕尼黑以后，第三国担保就一文不值了，所以蒋的条件就成了你先撤，我才有安全感。日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这一点。

第三，淞沪以后，蒋虽然拼没了老底，可是李宗仁薛岳刘湘看到蒋都打没了，自己也豁出去拼了。这一豁出去，实际上中国就不可能输了。日本三个月可以灭蒋，却怎么也灭不了一个团结的中国，所以蒋越抗日越有信心，越觉得与其打疼了谈，不如打赢了谈。而日本则是越打越后悔，越后悔就越像翻盘。一个输不了，一个输不起，怎么和？

馨^ω^ · 发表于 2019-5-17 10:49:53

大本营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逼迫蒋介石和他们议和，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他们从华北打到了徐州，又从上海打到了南京，最后又从南京打到了武汉。奈何一方面日本人舍不得吃到嘴的利益要价越来越高，一方面越打老蒋的底牌越多。等到美国参战，傻子都知道日本就是秋后的蚂蚱了，蒋介石只要不是脑子毁掉，能够日本人单独讲和？
插一句那位豺狼参谋在南京的时候一直上蹿下跳想着和蒋介石议和，后来直接被派遣军司令部赶走了，因为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

十三月 · 发表于 2019-5-17 10:49:59

二战日本政府知道以自己国力不可能占领整个中国，一直在谋求和中国媾和，但是各种原因没有“如愿”。
1.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磨内阁发表第一次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事实上已经断绝了和谈的可能，因为日本人此时正是进攻胜利的高峰期（1937年12月占领了首都南京），提出的价码太高，国民政府不可能满足的。等于变相关闭了媾和的大门。
2.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称：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此时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10月底日本彻底占领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武汉，以为国民政府被占领两次首都该投降了。结果国民政府继续迁陪都到重庆，日本人第二次“以战促和”的计划泡汤了。此时日本人才明白，就算再占领了重庆，国民政府还可以退往成都、昆明...........等等城市，无休无止。
3.接下来1938年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目的很明白了，就是分裂国民政府，罗织亲日派，另立国民政府。果然汪精卫上钩了，开始琢磨成立汉奸政府。（当时有人劝汪精卫等一等蒋介石的态度再和日本人谈成立伪政权的事情，汪精卫妻子陈碧君说了一句惊人之语：“难道汪先生做汉奸都要排在蒋先生后面么？”）
后来的故事就不用说了........
到1941年底日本和美国开战，日本更感觉应该早点结束中国大陆的战事，抽身对付美国。一直想和蒋政府媾和，有个关键人---缪斌甚至作为中间人受到日本首相的召见，只不过没谈拢而已。
当时日本政府高层政客本想以撤退让出地盘，渐渐在中国大陆撤军（哪怕撤出南京、上海都可以，但是除东三省外）为条件和谈的，但是日本陆军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每一寸中国土地都是陆军战士付出铁与血占领的，文人在谈判桌上一句话就放弃撤退了，怎么对得起战死者的在天之灵？这种文人就是卖国贼的言论，也算是日本版的“道德绑架”吧。
文官政客也怕哪天晚上家里冲进几个军人，高喊天诛，举枪就射的.
结论，日本一直想媾和，但是各种原因各种绑架，陷入了中国战场的大坑。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恶霸 · 发表于 2019-5-17 10:50:34

你的认知是正确的，小日本的脑子真的瓦特了。
其实也不是所有小日本的脑子都瓦特了，有几个脑子还是没瓦特的。
比如一个叫做犬养毅的首相，九一八之后他觉得军部这么搞不成，想着议和。然后1932年5月15日发生了五·一五事件，一群右翼军人发动叛乱把犬养毅给砍死了。
接着斋藤实的前海军大将当了首相，他也觉得这么整确实不成，但是军部也得罪不起呀，要不缓缓呗？于是一方面向军队妥协在国内实施全面的法西斯化，一方面也减缓了扩张的脚步，从全面开战改成逐次领有。
但是缓缓日本右翼军人们也不满意，于是35年先砍死了“逐次领有论”的统制派干将永田铁山，接着36年爆发了二二六，当时已经下台的前首相斋藤实和财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叛军乱枪打死，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结果错把秘书松尾传藏当成首相误杀了），还企图刺杀明治元老牧野伸显和西园寺公望。
所以到了1937年，已经没有任何有理智的人敢提出任何关于和平或者甚至暂缓的建议了。
所以在当时的日本就是一个百鬼昼行的疯狂年代，有理智的被没脑子的所胁持，干出了各种疯狂的自杀性的行为。

好日子 · 发表于 2019-5-17 10:51:27

军棍为了争取预算和军功，所以结果就是非理性和停不下来的，也完全不计后果，而天皇为了清除军方大佬拿权，需要军功不说，和军方中下层捆绑的也很深。
军方内的不少相对理智人物因为挡路，比如石原莞尔这类也都被清算了（这厮虽然发动九一八，但是因为和东条完全不对付，早年就被退至预备役，后期甚至打算干掉东条，所以美国人都没把他当战犯看），有些理性的文官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指挥枪，甚至连上台都很困难，就实际情况看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力还远不如天皇。
所谓皇军天皇是真有控制权的，要是没天皇撑腰，在论资排辈即使到今天都还极度严重的日本，没有后台佐级军官敢跳到将军头上，到最后还能屁事没有？
像辻政信这种诺门罕的时候还只是个满地都是的大队长级少佐，说白了就是个营长级，就敢用植田谦吉这个大将的名义发《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这种事干得出来没后台的可能性有多高？
能当将军以上不说能力如何，必然有自己的很浓厚的关系圈了，还能踢到铁板，拿一个佐都没啥办法，这事的最大后台是谁还不清楚吗？经常说下克上，为什么下克上能经常成功，还不是因为有个超级铁杆后台保，成功了就成功了，不成功也屁事没有，你不做也有别人做。
石原莞尔借高利贷发动918独走，升将军，时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反而被上面干掉了。
辻政信捅了诺门罕那么大个篓子，完全没有战果，死伤还惨重，啥事没有——这厮还逼了个大佐自杀背锅。
就算这样第二年还升了中佐，而且辻政信军中尤其是上层的人缘实际并不好，曾经被上司赶到台湾军赋闲，和他合作过的多个将军也都对他颇有微词，就差说他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傻O了，就算这样辻政信照样官运亨通，4年升了两级，还在日军最重要的各个战区四处游荡。
这动作还不够明显吗？而且战时日本首相为啥长期是个公认能力不行的东条上等兵？他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还只是个关东军宪兵司令（还是被发配到满洲的），日军里都排不上号，国内实际也轻视他——上等兵又不是美国给他的称号。
所以根本没有议和的基础，天皇这个头号战犯没被枪毙真是可惜。

石头 · 发表于 2019-5-17 10:51:45

早在“七·七事变’’后，“不扩大派’’就积极筹划、推动对蒋“和平&#34;工作。对于遴选前往中国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之人选，石原认为首相近卫文磨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这不仅是因为近卫担任首相之职，更由于近卫也是外交家。另外，在石原看来，近卫笃磨是“亲中派&#34;，因此，近卫文磨作为他的儿子，有可能与蒋介石等人达成和解’。
所以，石原向杉山元等人建议，应当由近卫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谋求以此来尽早结束全面侵华战争。然而，在陆军省，石原的上述提案遭到了杉山元等人的强烈反对。为此，石原莞尔决定将此提案直接告知近卫首相，他在给近卫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电话中说，“为了解决问题，我认为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通过与蒋介石促膝谈判来谋求解决，这是最好的。期望促成’’。当近卫文磨得知石原的上述想法之后，起初表示同意，近卫说，“那我就去南京尝试与蒋介石先生谈判，那可能是很好的。请迅速做好准备”。固但当近卫来华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之时，这一消息已被泄露，“扩大派”对此强烈抗议。杉山元立刻与近卫取得了联系，并告知近卫：石原的见解只是陆军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想法。
同时，风见章由于考虑到陆军统制力的问题，也表示“对此事极不放心”，并提出：“即便是特意前往南京同蒋介石商谈，并进而达成了协议，然而，若现地驻军不能保证并按照近卫首相所说的话去行动，仍是不行的”，因此，风见章建议：“在没有确实地掌握现地情势以前，不能轻举妄动”。面对这些反对意见，石原莞尔极力促成的近卫来华谈判的提案，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由此，石原对近卫极为不满，他说：“在此关头，作为一国首相，居然是如此度量狭小之人&#34;，“有辱两千年皇恩，在此危机之际，优柔寡断、葬送日本的人，乃是近卫’’。
因此，在“扩大派”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之下，近卫来华的提案也不得不被取消。紧接着，7月31日，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寻求结束侵华战争的有效途径，面见了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石射提出：将停战案和全面国交调整案传授给当时正在东京的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其迅速赶赴上海，并将此作为船津自身听到的传闻中的日本政府意向，来秘密试探高宗武亚洲司长，若弄清其有接受的可能，就开始外交交涉之头绪。以此为基础，8月7日的陆、海、外“三相会议”确定了《全面调整日华国交纲要》和《日华停战条件》，“船津工作’’就此展开。但此时从华北归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对于“船津工作”却并未全面协助，他不仅不同意驻外使臣不介入，而且还要自己会见高宗武。
因此，船津虽于9日会见了高宗武，但却并未触及在东京所被授予的使命。当天下午，川越与高宗武会谈，并将停战案和国交调整案的具体内容详细传达给高宗武。
加之，9日晚发生了“大山事件”，侵华战火波及上海，“船津工作&#34;无疾而终。随后，在石原莞尔、多田骏等“不扩大派’’的推进下，另一场中日“和平&#34;工作正处于筹划之中。“七·七事变”发生后，驻日德国大使馆副陆军武官奥托连日访问参谋本部的马奈木敬信，以“日本在中国消耗战斗力仅对苏联有利，而对德国则是不利的&#34;为由，说服日本早日结束全面侵华战争。随后，马奈木将奥托介绍给多田骏。
由于马奈木在德国时，曾与当时任德国外务省亚洲局长的陶德曼结为好友，于是石原莞尔便于8月末筹划由马奈木提出“以第三国即德国为中介进行和平斡旋’’的草案。回此后，石原莞尔、多田骏、马奈木开始商讨相关事宜，石原莞尔指示说“应该让德国武官以视察战线为名来到上海，以依靠陶德曼的中日和平交涉”。随后，马奈木等人很快在上海见到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此时，上海战局日益处于胶着状态，近卫内阁于10月初通过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决定军事行动的成果与外交措施互相配合，在军事行动取得成功时，从速结束战争。
21日，广田外相请求德国出面斡旋，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认为，日方在《全面调整日华国交纲要》和《日华停战条件》中所提条件适当，同意调停，这与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的计划形成了呼应。而此时蒋介石却企图通过布鲁塞尔会议迫使日本让步，因此未立即接受调停，然而中国在此次会议上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蒋介石的设想并能实现，随后，蒋介石在12月2日会见了陶德曼，7日，狄克逊访问广田外相，并向广田传达了蒋介石以领土主权为条件，同意“以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会谈之基础”，并探询在此之后，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否有变化。

但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虽然以多田骏为代表的参谋本部方面主张，“攻占南京，战争即告中止，兵备将加强于满洲方面”，但杉山陆相、广田外相均表示反对。于是，21日的内阁会议重新决定了如下讲和条件：“一、支那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满的政策，并协力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二、在必要地域设立非武装地带，并且在该地域的各个地方设定特殊之机构；三、在日满支三国之间，缔结密切之经济协定；四、支那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26日，陶德曼将此加重了的讲和条件转达给国民政府。1938年1月13日，中方答复日本，提出日方的条件不明确，希望进一步获悉详情。对此，在15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多田骏强调绝对不能不等中国方面的最后明确答复，在举国一致的决心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将会转为前途暗淡之长期战，因此对于否认蒋政权之决议，本日应当保留，以等待中国方面之明确回答。杉山元认为，期限已到却没有回电，这是其没有和平诚意之佐证，并主张应该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之前，应继续作战。最后，在陆军省和外务省等方面的强硬态势下，多田骏被迫让步。
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真正与帝国提携的新兴支那政权之成立发展，与其调整两国国交，协助新支那之建设&#34;的“第一次近卫声明’’，这实质上宣告了“陶德曼调停”的结束。此后，1938年，在由外相宇垣一成和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所主持实施的“宇垣——孔祥熙和平交涉’’中，陆相板垣征四郎和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持对华强硬立场。

6月17日，板垣征四郎在《关于支那事变指导之说明》中提出：“足以制约支那之大势的，是以占据要冲为目标&#34;，“使之有连续的战败感，特别是由于丧失中原而造成的支那抗日势力之自坏作用，诱导其放弃继续战斗的意志，捕捉酿成从速终结本事变的局面，致力于我内政、外交、经济谋略宣传等国家事宜，均要集中于上述目的之达成；伴随作战之进展，要强化谋略，勉励亲日反共诸势力之助成，从速树立得以将其统合、包括的中心机构，容易吸纳杂势力，与此同时，在抗日势力之内部，崩溃其和平气氛，策动其财政经济基础之破绽，从速使蒋政权分裂崩溃，至少期待其向局地政权转落”。以此为基础，7月8日的“五相会议”决定了《支那现中央政府屈服时之对策》，其中将“若合流则要参加树立新中央政权、旧国民政府改称及改组、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采用亲日满防共政策、蒋介石之下野&#34;作为“支那现中央政府屈服之认定条件”，
于是，双方交涉曾中止12天，随后虽又继续展开会谈，但无任何进展，9月1日，交涉停止。但宇垣一成仍试图继续交涉，经过协商后，决定随后在长崎与孔祥熙会晤，但持强硬立场的“扩大派”却以加紧成立“对支院”来予以破坏，随后，宇垣一成被迫辞职，此次交涉最终无果而终。

1938年夏，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决定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主张在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应加强政略指导，并进而提出“预期在进攻汉口之前，将会由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和谈主张，在攻克广州之后，将会由国民政府及第三国提出和谈主张&#34;，“尽量加强、促进中央政权的建立工作，以及对蒋、对西南等的谋略”。紧接着，在参谋本部的指派下，曾任中国驻屯军政治参谋的和知鹰二来到香港，以期通过曾参与谋划中日“和平”交涉的前天津市长萧振瀛，来与国民政府谈判。而萧振瀛此时已接到蒋介石、何应钦命其进行对日谋和活动的密谕，并不断将与和知会谈的情况向其汇报，但日方始终以推翻重庆政府作为谈判条件，因此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20日，和知回到日本。加之日军10月21日攻占了广州，25日攻占汉口，1 1月1日，萧振瀛飞返重庆，此次交涉随之被取消。

参谋本部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和对华情报课的铃木卓尔等“不扩大派”，积极主张与重庆政府进行交涉，于是，1939年10月30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了以建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决定“汪精卫工作&#34;与对重庆工作同时进行，其中提出，在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努力实现对重庆停战以及“汪·重庆合流”。如果不能收效，适时成立新中央政府，以明年内所需要之期间，继续对重庆停战以及“汪·重庆合流&#34;加以施策。11月21日，铃木卓尔被派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职，随后又到香港着手与重庆方面沟通。12月中旬，铃木卓尔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与宋子良会面，但被拒绝。27日夜，在自称是宋子良之人的主动要求下，铃木卓尔与之会见，随后经过多次会谈，铃木卓尔了解到蒋介石有意派人来香港与之谈判。于是，派遣军总部派今井武夫于1940年2月8日到达香港。

在1940年1月14日的会谈中，宋子良转达重庆方面意见：中日正式会谈之前，各以三名代表于2月底在香港举行会议。今井武夫随即将此情况予以汇报，21日，参谋总长批准了上述方案。另外，在同年2月，一向主张诱降重庆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委托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向蒋介石传递日方的“蒋汪合流’’期望，但被蒋介石拒绝，加之上述“桐工作”己进行，日方随之中止了“司徒雷登工作&#34;。3月7日至10日，中日双方每晚举行会谈，就承认“满洲国”、华北驻兵和处理汪政府等问题争执不下，于是，日方决定举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与章友三、宋子良会谈。
5月9日，今井武夫曾向板垣建议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予以让步，但最终却将承认“满洲国&#34;作为日方的绝对要求。于是，继续进行的会谈仍陷于僵局。6月6日，宋、张治平向今井武夫提出，先在上海等地举行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与汪精卫之间的会谈，以此为基础，随后在重庆举行蒋介石与板垣的谈判。对此，今井武夫提议先由板垣来长沙，但宋子良反对，于是又建议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宋子良表示接受。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后，板垣表示同意前往，并派今井和影佐探询汪精卫的意见，得知汪精卫也愿意前往。

22日，宋子良通知铃木：原则上同意举行蒋、板垣、汪三人会谈，但会场必须在长沙，“桐工作&#34;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在1940年夏，和知鹰二向其旧识张季鸾传递日方有停战谈判之意图，张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考虑到重庆遭轰炸和滇缅公路即将被封闭，于是决定试探日方。张季鸾于8月31日抵达香港后，通过和知的联络人何以之，了解到了“桐工作”具体情况，并向蒋汇报。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之日方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蒋介石指示张季鸾等候，但随着美国“援华制日&#34;政策日趋明显，蒋决定停止谋和，“桐工作”、“兰工作”均中止。
随后，为加紧实现“蒋汪合流”，在外相松冈洋右的负责下，西义显与中国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开始就谋和条件展开斡旋。9月17日，经钱永铭引见，西义显携国民政府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张竞立及张的外甥盛沛东回到同本，与松冈外相见面。张竞立等人向松冈提出了钱永铭的如下提议：(一)国民政府统一(重庆和南京合并)；(二)日军全部撤退；(三)日本和中国的统一政府订立防守同盟条约。
对此，松冈基本表示赞同。随后，在10月1日，陆、海、外“三相会议&#34;决定了《对重庆和平交涉文件》，指出“帝国政府依照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基本条约(包含关于海南岛的附属秘密协定)，与重庆政权进行和平交涉；和平交涉应首先以蒋汪合作为意图”。
紧接着，松冈洋右派西义显、船津等人赴香港与中方交涉。但此时，为加紧实施“南进”战略，11月，大本营陆军部和大本营海军部在《关于支那事变处理要纲所要事项之说明》中，明确指出“转移至长期战态势，并非是帝国改变了对支那事变之目的，而是要依靠政战两略之统合，以期使重庆方面屈服&#34;。加之，蒋介石积极争取美英的支持，且此时日方主张迅速承认汪精卫政权的一派已占据优势，于是，11月28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宣布停止同重庆方面的谈判；30日，日汪“基本条约”签署，“钱永铭工作”失败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一生——対中国外交回想』250頁

(日)西义显著，任常毅译：《日华“和平工作”秘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44頁
堀埸一雄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180—181頁

日本《产经新闻》社撰，(日)古屋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编译组译：《蒋介石秘录》(第四卷)，第140页。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档案：『对重慶交涉、件』B02032985200，A—1219，第1頁
石原莞尔的不扩大主张
在1937年底，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准备攻占华中、华南等地。虽然石原莞尔被从陆军中央调离，但“不扩大”主张并未立即在参谋本部消失，11月，作为“不扩大派”重要成员的多田骏担任了参谋次长一职，于是，以多田骏、河边虎四郎等人为代表的“不扩大派”再度高呼“不扩大’’。同时，对于早已经预见到的这场持久战争，石原深感忧虑，并为阻止侵华战火蔓延至南京、武汉等地，以及尽早结束全面侵华战争而提出了诸多建议。首先，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不扩大派”仍曝持石原的“不扩大”思想，反对日军攻占南京。多田骏提出，“不要扩大战面。苏州、嘉兴一线已经过分。”
然而，武藤章等“扩大派&#34;迅速否决了多田骏的上述主张，12月23日，日军占领南京。紧接着，在是否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规模这一问题上，为了对抗陆军省方面所提出的积极策略，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班的堀场一雄等“不扩大派&#34;主张消极策略，也就是堀场一雄提出的“日中战争三阶段论&#34;，他主张，“第一期：中止作战；第二期：展开大规模军事作战；第三期：增强准备对苏、对支战争之军事实力”，并进而与陆军省展开论争，但“扩大派&#34;仍然占据优势。此时，石原虽已在关东军任职，但仍密切关注着战局。1938年5月，石原莞尔回到东京，在协和会东京事务局进行演讲时，针对日军攻占徐州后，准备进攻汉口、广州的这一局面，他提出，“我认为，即便是夺取汉口，蒋介石政权也可能不会倒台，而且不倒台是绝对的；如果蒋介石被推倒的话，中国的四亿人会屈服吗?我认为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屈服的”。
进而，石原又批评了“扩大派’’在没有充分认识到全面侵华战争的持久性之时，就盲目地扩大侵华战争规模，认为“应举国家之全力，不可停滞地准备持久战争的一切”。固同时，石原莞尔已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不断扩大侵华，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中国，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民众之觉醒，他说，“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此时的事变以来，作为我们兄弟的四亿中国人，已经由处在死亡边缘而醒过来了’’；然而，“当四亿中国人睁开眼睛时，打瞌睡的却是日本人&#34;。
因此，对于“扩大派&#34;盲目地扩大侵华战争规模，以及战争的持久性态势，石原莞尔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1938年6月，在日军准备即将攻占武汉的前夕，石原基于上述担忧，进而提出了《战争指导要纲》，在战争目的、战争指导方针，以及战争指导要领等方面，石原提出，“应当缩小战争规模、防止消耗国力；确定战争持久态势，同时也要把握好时机，迅速着手实现和平；对支那恩威并用，共同推进东洋新建设”；另外，为应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要迅速充实国防产业之生产力&#34;，“不仅要使用武力&#34;，还应使之同政治经济相互综合。
由此，他又提出，“对于解决此次支那事变，必须铭记以下四点”：“一、对于日本之武力行使，支那具有颇为强固的、举国一致之战斗意志；二、如果不允许迅速决定解决此战局，就必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持久战之中；三、若缺少时局收拾之适当方针，反而力图推进我国之权益，那么对于东洋和平，我们将永远地绝望；四、我们当面之敌，除支那以外，苏联也是不可不加以考虑的”。

石原谋求以此来提醒“扩大派”及决策者，并希望其早日结束全面侵华战争，以全力实施“北进”战略。但是，伴随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迅速进入相持状态
七·七事变”的爆发，以及全面侵华战争规模的迅速扩大，使石原由于主张“不扩大&#34;战略而被调离了陆军中央，更重要的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不扩大派”的军事“不扩大”构想基本破灭。

但在此时，基于主张集中全力建设“满洲国”和“北进”苏联、且早已预见到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持久性等原因，石原积极谋求以“东亚联盟”的怀柔方式，来早日结束侵华战争。石原莞尔立足于“民族协和”和“王道主义”理论，认为，要进行将来的日美“最终决战”，同本应要同东亚的诸民族结成“联盟”，在石原于1938年8月被免除了关东军副参谋长一职之后，他就迅速着手开展“东亚联盟运动”。

1938年12月，在石原莞尔的授意下，由宫崎正义主持起草的《东亚联盟论》发行。《东亚联盟论》不仅从总体上阐明了石原的“东亚联盟”构想，而且在作为核心部分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之中，还更为详尽地解释了石原所提出的“东亚联盟是王道之联盟”等基本主张，进而，又明确将“国防共同、经济一体、政治独立”作为“东亚联盟&#34;的三个结成条件。在石原莞尔看来，“亚细亚的各民族，除日本以外，均在西欧帝国主义者面前屈服，其原因在于总体实力之不足，因此，充实国防力是东亚解放之绝对条件”，进而，石原又提出，“国防共同是结成联盟的首要条件’’学；对于“经济一体’’，石原莞尔认为，其目的在于，“使联盟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的韧带，结合得更为紧密”，“经济一体是经济提携之最好形态”：对于“政治独立”，他提出，“联盟结成之条件的政治独立是指，在联盟共通的理想之下，联盟的各个构成国家独立行使本国主权’’。
汪伪政权成立之后，“文化沟通”原则又被并入其中。可见，在“东亚联盟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以上四项原则，充分体现了石原谋求通过政治怀柔、操纵经济和军事，以及控制思想等方式，来力图实现控制中国，进而进行“世界最终战争”的战略图谋。另外，“东亚联盟论’’力主“民族协和&#34;、“中日提携”，这对日本力图早日结束全面侵华战争之僵局的急切心态，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1938年11月3日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指出，“国民政府若放弃此前之指导政策，更改人员构成，竭力于复兴之实，前来参加新秩序之建设，帝国对此并不拒绝”。另外，12月22日的“第三次近卫声明”指出，“与在支那的同忧、有见识之士相互协作，向东亚新秩序之建设迈进”，“日、满、支将建设东亚新秩序作为共同目标，进而结合’’

不扩大政策失败主因
“七·七事变”爆发后，对于石原莞尔提出的拒绝增兵等战略主张，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不仅一再提出质疑，而且还不断对石原施加压力，石原在陆军中央被迅速孤立。可以说，武藤章的“下赳上”与杉山元、东条英机等人的“对华一击”遥相呼应，从不同的侧面共同抨击、遏制石原莞尔。因此，日本陆军内部的“下剋上”，成为石原被调离陆军中央，以及“不扩大”战略思想最终未能付诸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扩大派”对石原莞尔的极力排挤、迫害。石原在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围绕着政治构想、对外战略，他与东条英机之间就已经存在巨大分歧，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向陆军中央提出以“对华一击’’为核心的强硬进言，更是沉重冲击着石原的“不扩大’’战略构想。但由于当时石原在日本，东条在中国东北，以及双方职能权限的差异，他们的矛盾并没有立即上升为相互之间直接进行攻击、迫害的严峻程度。但是，1937年9月石原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后，作为石原顶头上司的东条，基于此前的怨恨，对石原表示强烈反感，并进而利用自己握有的职权，对石原展开了猛烈攻击。在石原莞尔到关东军任职之后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上，东条英机就在发言中说，“石原副参谋长应专心在作战、兵站关系业务方面辅佐参谋长。与满洲国有关系的业务作为参谋长的专管事项，由我自己来处理’’。
这实质上是要以限制石原莞尔干涉“满洲国&#34;事务的方式，以达到逐步削弱石原之目的。随后，石原在1938年9月私自回到同本，当时任陆军次官的东条以此为口实，企图将石原驱逐出陆军，然而陆相板垣征四郎极力庇护石原，石原虽被任命为舞鹤要塞司令官这一闲职，但得以继续留在现役。在1940年7月东条担任陆相后，东条又对石原展开了猛烈攻击，1941年初，对于东条下达的《战阵训》固，当时在京都任师团长的石原莞尔以“师团将士不应该读那样的东西&#34;为由，拒绝接受《战阵训》，并提出东条英机此举“是对天皇统帅本义的蹂躏和不敬’’，同时，奉东条英机的命令监视石原莞尔的京都宪兵队，立即将石原莞尔的上述言行报告给东条，东条极为震怒，并命令“将石原编入预备役”。
由此，石原莞尔受到了东条英机更为猛烈的排挤，1941年3月1日，石原莞尔被免除军职，于20日被编入了预备役。
在石原离开现役之后，他曾在立命馆大学讲授国防学与拿破仑的战略理论，然而，东条英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石原莞尔的攻击，反而继续派宪兵监视石原，石原被迫在1942年9月离开立命馆大学，回到家乡山形县隐居。在此后，虽然曾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企图使石原莞尔重返现役，并建议任命石原担任参谋次长。但是，在东条等“扩大派’’的强烈反对下，该提议无果而终。可以说，东条英机等“扩大派’’对石原的排挤、迫害，成为石原最终失势，以及“不扩大&#34;战略构想未能付诸实施的一个直接原因
再次，天皇以及元老、重臣对石原的不信任。导致这种不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石原在“九·一八”事变、“二·二六&#34;事件等事件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下剋上”、摇摆与易变等立场。对此，昭和天皇在《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指出，通过町尻量基武官，参谋本部的石原下达了讨伐命令，然而，石原究竟是怎样的人呢?这确实是不好判断。作为“满洲事变’’主要策划、发动者的石原莞尔，此时的态度却是正确合理的。
另外，根据秘书原田熊雄的情报，西园寺公望与内大臣汤浅仓平将石原视作是最为危险之人，并警戒石原莞尔通过与其在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的亲密朋友町尻量基侍从武官，来将其意见转达给天皇，西园寺公望和汤浅仓平的理由主要在于，石原莞尔策动下的宇垣内阁流产一事，以及石原莞尔不服从陆军大臣统制的“下剋上&#34;表现
因此，西园寺公望等人强烈阻止石原莞尔的言行渗透、影响到天皇，西园寺公望曾对内大臣汤浅仓平说，“内大臣要经常向陛下讲述石原和町尻这一伙人……他们说的很多流言蛮语是必须要注意的，应充分地判断好这一点。&#34;对此，汤浅仓平表示说：“如果天皇能够清楚地了解到石原等人的危险性，那么我就安心了。’’西园寺公望等人的上述言论，对于石原向天阜进一步呈递自己的战略主张，造成了巨大阻碍。

知足常乐 · 发表于 2019-5-17 10:52:19

这问题日本人战后也一直在琢磨，还琢磨不明白，回看二战，日本人也只能骂自己穷人乍富神经失常了。
昭和日本三大参谋之一的辻政信在其战后回忆录潜行三千里中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征服一个远比日本落后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此人做过冈村宁次的高级参谋，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时一手策划了诺门坎事件，是个代表性的日军少壮军官，了解二战中的日本绕不过去的人物，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日本军阀，是个一心报国的典型日本昭和军人，他的反问也是活到战后的日本军人的反思主题之一。
二战日本政军分离，名义上天皇统军，统帅权独立，可天皇却历来是哼哼哈嘿，金口难开，诸事不管，靠着自己的模凌两可维持着不犯错的神的形象。而政府只是一个为军队服务的角色，却无法控制军队，否则就是统帅权干犯。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落在了参本作战部和军令部的一群陆大海大毕业的佐级少壮军官手里。他们三十出头，四十不到，从小进陆海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和兵学校，然后是陆军和海军大学，是当时日本青年人中的绝对精英，他们只学军事不论政治。成长过程中听的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光辉战绩，受得是忠君爱国，视自己和敌人的生命为草履的武士道培养，他们往往没有一线作战经验，却习惯于通过战争征服解决问题，对除战争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一心所求就是通过战争升官立功，报效皇国。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全国民意也皆是如此，既然能打败中俄，为什么不能战胜美英？我们有无敌的皇军，他们不是一直在创造奇迹通过战争获得皇国今日地位吗？只要万众一心悍不畏死，必能重造神风再创奇迹！他们从不满足于茶余饭后的虚声高谈或喊喊口号敲敲键盘，而是一腔鸡血两行热泪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自己的爱国理想，少女的卖身钱和儿童的零花钱都会被捐出造飞机军舰，瓜岛损失了两艘战列舰东京街头就会冒出大量的捐款箱并被市民塞满，士官学校和兵学校也是最难考的大学，万千日本青年实现报国理想的所在，七生报国尽忠天皇不止是这些少壮军官的想法，更是民意，是的，军队的胜利激发了民众的热情，这热情又反过来裹协了政府，刺激了军队，相互作用，可以说，民意将日本拖进了深渊。
二战的日本，是一个没有大脑而八手八脚均持利器的怪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略，一个少佐参谋就可以发动一场对大国的战争。保持理智的政治家管控不了军队，停止战争退出中国的想法没有办法执行，否则未等少壮军官们动手，民间已有爱国者行凶杀人，从李鸿章俄国皇太子到本国的首相大臣都是他们的行凶目标，杀个首相会成为英雄，还不用坐牢，因为民意不允许，爱国无罪。违反军令的军官们只要为国家获取了眼前利益就可以继续升官，成为阁下，咬到嘴里的肉不能放下，否则就是卖国的国贼。群体无理智，无战略无政略的暴走。石原莞尔的918，佐藤贤了的印度支那进驻事件俱是如此。前者使日本陷入了十五年的中国泥沼，后者则让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不是日本不想求和，日本高层包括几任首相都想过退出中国大陆，开出的条件也越来越低，甚至准备接受美国调停无条件退出。可惜，只懂战争的少壮派军阀不允许，谁说谁死，人民不答应！二战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奇怪的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时间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可以做出重大决定，哪怕是身兼首相外相陆相内务大臣军需大臣宪兵司令等各种要职于一身的东条，塞班岛一败也马上下台，集体负责就是集体不负责，都想着在打一下也许国民政府就求和了，在打一下把美国打痛了也许美国国内就反战了，在打一下也许就能转胜翻盘，z字旗一挂就能武运长久，至于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实现，打到何时何地为止？没人认真想过，就这样一直打下去，直到二蛋临头。
而中国却是情况相反，我们军事上被从头到尾的压制，可以说未胜一役，但我们有广阔的国土可供腾挪，有国际支援和可用的民心，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业甚至成了优势，因为日军没有重点可供攻击，没有经济命脉可以掐断，成千上万个县乡镇都是自给自足满足最低生存所需的小农经济体，割掉哪块都不影响国家生存，除非我们主动求和，或日本投入足够的兵力占领中国全境，否则日本就没有胜利之日。我们有战略有政略，有头脑清晰的政府。以拖待变以空间换时间，争取国际支持持久抗战，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如此想也如此做，过程难看可方向正确。期间有接触，不过那更像调戏，调戏日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豪言，我们没有背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守土抗战到最后一人的宣言。直到1941年12月8日，作死的日本终于自己躺到了棺材里，恐怕从这时起，国内各党派想的已经是战后如何争天下的问题了，因为即便是个战略白痴也知道，我们赢定了，我们已经看到了黑暗隧道尽头的光芒，此时，谁还会和一个将死之国去谈判？
多说两句，我们有句俗话，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我要告诉你，多数情况下，群众的眼睛其实高度近视，还从不戴眼镜，可却偏执的认为自己视力良好。他们只看眼前的事，那些想让他们看见的事和他们想看见的事！而他们的情绪却很容易被撩拨引导，变得疯狂而冲动，偏激和而无理智。中世纪的欧洲无数的女性被宗教裁判所认定为女巫处以火刑，而群众在旁欢呼鼓掌，红伟病在震耳的鼓噪声中抡起皮带抽向她(他)们的师友同袍，眼里是饱含的革命激情。理智著称的德国人靠自己的选票选出了希特楽，因为他的承诺是放在眼前的糖果，孩子一般的群众抵抗不了诱惑。昭和时代的日本人何尝不是被此种热情所激励，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妹妹送哥哥，将昭和男儿们送上了不归的战场。他们腰间系上女人们缝制的千针带，送行的亲人会说不打胜仗就别回家，道别的言语往往是九段坂见，全民被同一种情绪所控制，这种情绪看似崇高伟大，可却被日本人用在了错误的方向，变成了一种黑暗的力量，这力量将整个民族拖进了深渊，而它的受害者遍布亚洲。让群众情绪癫狂的说辞可以是宗教，圣战，格命，复仇或者爱国。这些伟大而正义的字眼把人民变为疯狂嗜血的猛兽集团。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换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这情绪为人所用会变为祸水带给异族以毁灭，它也能反噬自身给本族带来天大的灾难。近百年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见识过这种毁灭的力量。

看史识今，几十年的奋斗，数不清的弯路后，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小有所成，同时产生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情绪，钱多了些可脑子没换，民智不开思维狭隘简单，群体性的信心爆棚，戾气冲天，从上到下的高喊厉害了我得国，新闻标题经常性的是吓尿各国，因为民众好这口，媒体就煽风点火投其所好。各种撩拨人心的词语被不断创造出来，对周边邻居和黑色肤色人种充满了歧视和不屑，棒子小巴阿三毛子鬼子猴子黑鬼等词汇漫天飞舞，同时自己却脆弱敏感，骄傲的内心似乎装满了玻璃，碰不得说不得，时不时伤自尊碎一地！动辄就是战浪精神虽远必诛，太远诛不到就砸车砸使馆砸商场，翻墙表情包轰炸，有意识的引导添火加柴，让民众沸腾一下，饱含热泪内心燃烧，短期内确实可以弱化内部矛盾团结对外，可须知调动民意的火候很难掌握，这把双刃剑很容易伤到自己，锅盖也会有盖不住的一天。只是，比起当年的日本，我们的民心士气却未见得是铁板一块，群体性的智识缺陷导致无底线的地域歧视宗觉歧视，不改窝里斗本色，同时民朱矛盾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固化也似这口大锅里的防水炮仗，恐怕水未开锅已炸，天干气燥，还是小心火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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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二战时期日本不和中国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