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施特劳斯和施派（Leo Strauss and the Straussians）在中国这么火？

wason1 · 发表于 2019-9-10 13:31:04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也可以看出对施特劳斯的把握大家都不一样。也有说施特劳斯不严谨的，也有说施特劳斯就是论证美国制度好的，也有说施特劳斯就是说古优于今的。我想第一个说他不严谨的我实在不懂，后面两个观点我想很容易在施特劳斯的论文里找到反驳。

王鑫灵妈妈 · 发表于 2019-9-10 13:32:01

【长文预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值得深思。这几年读了一些施特劳斯的书，也读了不少施派弟子和中国施派学者的作品，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略微总结一下，放在这个回答里。
在回答“为什么施特劳斯和施派在中国这么火”之前，需要先在事实层面上做一些澄清。从甘阳、刘小枫二位正式引入施特劳斯以来，已将近有二十年时间。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施特劳斯或施派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如《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史》等），但并不是作为施派作品被引入的，而只是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被翻译了过来（可参考张旭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施特劳斯在中国——施特劳斯研究和论争综述》）。在这二十年里，说施派“火”，主要是指在学术圈内部，尤其是在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的学界内部。在今天大陆的各个知名高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可以被贴上“施派”标签的老师或在各个方面深受施派影响的老师（包括但远不限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山、华师大、同济）。这些老师中，很多已经成长为学术中坚人物，并开始指导学生以及负责核心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施派”（如果认为有这样一个学派的话）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自我生产的轨道，开始进一步开枝散叶。国内学界凡是研究广义上political theory的学者（乃至学生），一定或多或少对施派有所了解。因而，在这一领域内部，确实很难说施派不火。至于在学术圈之外的公共话语领域，施派的影响力并不大。在刚引入施特劳斯的那几年，确实有一些超出学术圈象牙塔、进入公共领域的关于施特劳斯或施派的讨论（比如刘瑜2003年发在《南风窗》上的文章）。但过了这一阵之后，对施派的讨论又逐渐回归了学术圈内部。至于之后施派还会不会再次“火”到出圈，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个需要简单交代一下的点是施派在西方学术圈目前的状态和地位。施特劳斯身前在圈外几乎籍籍无名，当时他的影响力几乎只限于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之中。他虽然毫无疑问跻身于那一代人里的学问家顶层圈子中（海德格尔是他的业师，新康德主义大家卡西尔是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和科学史大师科瓦雷关系密切，和洛维特、科耶夫、伽达默尔、沃格林、罗森茨威格、克莱因等学术巨擘更是至交好友），但他如今的声名或恶名基本上是在他去世（1973年）之后建立起来的。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施派在北美学术界（尤其是political theory学界）早已声势非常壮大，在哈佛、耶鲁、芝大、圣母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学术重镇也都能找到施派的教授，更不用说有更多的学者深受施派学术方法的影响（即便人们一般不把给他们打上施派的标签）。如果说三十年或四十年之前，施派在北美political theory学界还是某种“异端”的存在的话（参考Thomas Pangle当年在耶鲁的遭遇），那么现在施派已经有逐渐和“主流”学术圈合流的趋势。在圈外，施派对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的影响早已成为了一桩公案，虽然有很多人辩驳说施派并不是美国社会右转的主要推手（如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后记中就持这一观点），但施派的社会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Allan Bloom在80年代末出版的那本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至少可以说，施派对美国公众或美国社会的影响要远大于中国施派对中国公众或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于在英国和欧陆学界，施派的影响要小很多。英国高校里几乎找不出施派弟子任教的案例，但似乎现在也有一些年轻老师的研究路径会受到施派的影响。在欧陆，施派对法国学界的影响比对德国学界的影响来的大一些，但德国学界也有像Heinrich Meier这样的施派中坚人物存在。总体上说，目前施派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可以做这样的排序：北美>>法国>德国>英国。
接下来终于要进入正题了，即为什么施特劳斯和施派在中国这么火？这个问题从浅到深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来回答。
第一，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有甘阳和刘小枫二位的带动作用。甘阳和刘小枫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一直绵延至今。虽然甘阳在谈到自己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发挥的作用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做一些夸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当时已经是走在最前列的那批人之一了。刘小枫同样在八十年代就逐渐建立起了影响力，他的《诗化哲学》和《拯救与逍遥》这两本最著名的作品，最初都写成于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这二位都出国进一步深造，暂时蛰伏了一段时间。等到他们先后回国之后，就开始了引入施特劳斯的工作。
在引入施特劳斯的这二十年里，除了写关于施特劳斯的文章和书，以及带出来了一批学生之外，甘、刘二位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是搞出了“经典与解释”系列。这一点可以参见姜源老师 @姜源的回答。目前这套书应该至少已经有四五百本之多。要知道，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积半个多世纪之功，到2013年为止也才出了600种。考虑到“经典与解释”并不是像“汉译名著”那样坐拥近乎国家级的规格和支持，这个成绩是非常令人惊叹的。现在国内做政治哲学乃至做哲学的学生，如果不满足于阅读教材和原典，想要读一些翻译过来的二手研究，恐怕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套“经典与解释”里的书。虽然这套书里也有很多并非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施派的作品，甚至有一些批评施派的作品（如新近出版的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但总体上说，大多数仍有强烈的施派取向。一直读施派的书，自然而然慢慢地就“施派化”了。更不用说，他们的老师中有许多也是深受施派影响的。
第二，施特劳斯的意图和施派学问本身的特点。在讨论“为什么施派在中国这么火”的时候，势必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施派在北美这么火”。关于后一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当然是因为施特劳斯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多，形成了一个近乎师门的学派传统（目前如Harvey Mansfield和Ralph Lerner这些施特劳斯的学生辈或第二代施派学者大多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其中的许多人，如Allan Bloom、Seth Benardete、Harry Jaffa更是早已经去世；第三代施派学者，如Nathan Tarcov、Thomas Pangle、Clifford Orwin、Zuckert夫妇、Christopher Kelly等也已退休或在退休边缘；第四代施派学者，如Devin Stauffer、Nasser Behnegar等人正处于学术上的盛期），当然就火了。这个简要的回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施派在欧洲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毕竟施特劳斯后期主要是在芝加哥大学讲学，他的欧洲信徒们大多都是自愿跟随施特劳斯，而非受到授业老师的影响。以前文提到的Heinrich Meier为例，他求学期间主要是跟着Wilhelm Hennis，但在自己读了施特劳斯的书后就深受吸引，终于成为了施派学者。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我们知道，像汉娜·阿伦特或Judith Shklar之类的老欧洲学者在来到美国之后，也教了许多课、收了很多学生，但从来没有谁会认为存在一个阿伦特学派或Shklar学派。之所以会有一个施特劳斯学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施特劳斯从一开始就想要创立一个学派。这学期上Meier讲《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课时，他引用过一封施特劳斯写给友人的信（大概是写给Jacob Klein的，记不太清了），信里施特劳斯就说，来到芝加哥大学就是希望在这里创立一个school。在他于1949年来到芝加哥大学前，施特劳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纽约的New School任教。当时那里有很多退伍老兵，施特劳斯颇感无法施展拳脚。而到了芝加哥之后，他面对的都是刚刚进入大学的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正是通过施展对这些年轻人的吸引力，施特劳斯建立了他的学派。
但仅仅有建立学派的意图外，想真正建立一个学派，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学理层面的努力。熟悉施特劳斯或施派文本解读的人都知道，施派在读前人作品的时候，会专门区分thought和doctrine之间的区别。thought指作者真正的思想，而doctrine则是一套便于向人们传授的学说，thought和doctrine往往是很不相同的。施特劳斯在以此解读别人作品的同时，自己当然也身体力行。关于施特劳斯的thought究竟是什么，读者往往会感到晦暗不明。然而，几乎所有施特劳斯的读者都能很容易地一下子抓住施特劳斯想要传达的doctrine，甚至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将施特劳斯的doctrine当做他真正的思想。比如说， @Marcel 在其答案里专门提到了“古今之争”（the 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施特劳斯式doctrine。在《自然权利与历史》里，施特劳斯把“古今之争”的命题放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上，也即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话几乎接近结尾的地方。这一安排使得所有人都不可能错过这一doctrine，而这本书整体上的narrative也似乎支持“古今之争”的doctrine。于是大多数的读者就会说，施特劳斯的核心思想之一是要重启“古今之争”，并认为古人胜于今人等等。除了“古今之争”外，对施特劳斯只要有一点粗浅了解的人，或多或少也都会知道一些施特劳斯其他著名的命题，如“诗与哲学之争”、“哲学与启示宗教之争”、“隐微写作”等等。有了这些高度凝练的命题或doctrine，施特劳斯的学问就非常容易进行传授和推广。所有人只要一说到施派，无论是持支持态度也好，还是持反对态度也罢，至少都能聊上几句esoteric teaching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施派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学派，而那些高度凝练（乃至于朗朗上口）的doctrine也就成为了这个学派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学说。
第三，施特劳斯（派）的学术视野和开创性工作。有了高度凝练的doctrine只是前提，施派能够在北美学界和中国学界拥有如今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原因仍在于施特劳斯（派）自身的学术视野和他（们）做出的切实的学术贡献。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史研究，施特劳斯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他的文本解读方法大大拓宽了这门学问所能研究的对象。比如说，在施特劳斯之前，色诺芬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即便有也大多是关注色诺芬的历史著述。施特劳斯的色诺芬研究成功地挖掘出了色诺芬许多已经几乎被遗忘的文本以及其中的深层意涵，比如《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等等。施特劳斯的解读方法在他的学生那里，甚至被证明有远为更广泛的适用性。施特劳斯自己并没有写过关于《联邦党人文集》、莎士比亚或林肯的文章，但Allan Bloom就用他的方法解读了莎士比亚，Ralph Lerner和Herbert Storing用他的方法解读了《联邦党人文集》，Harry Jaffa则解读了林肯，而且都解读得非常精彩，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个人觉得，施派在这方面的学术视野和方法的普适性是施派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政治哲学帝国主义”）。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施派研究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不断扩大，甚至“侵入”了一般认为只有哲学系或古典学系的学者会关注的领域，如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David Bolotin的An Approach to Aristotle&#39;s Physic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His Manner of Writing）或对卢克莱修的研究（如施特劳斯“评卢克莱修”、James Nicholas《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刘小枫“卢克莱修的诗性启蒙——《物性论》卷三行978—1023绎读”）等等。
因而，施派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如今已远远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史领域，而扩展到了哲学（如海德格尔）、文学（如荷马史诗、赫西俄德、品达、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但丁、斯威夫特）、经典社会理论（如韦伯）、历史学（如修昔底德、撒鲁斯特、李维、塔西佗），乃至宗教研究（如圣经解释）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之所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能够有这样的“普适性”，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定义本身就远远超越了狭义的政治思想的范围，而上升到对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探究上。这正是施特劳斯的高明之处。在这样一种定义下，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乃至宗教经典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被视为探寻美好生活方式的努力。或者说，他们的作品中至少都涉及了这一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始终关注的主题。在这一主题的笼罩之下，施派可以非常容易地将原本不属于政治哲学这一学科的文本和作者纳入到其研究范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施派的研究不再仅仅属于是政治哲学研究，而应归于全方位的思想史研究。如果将施派和剑桥学派这一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内同样非常流行的学派作对比，就可以很容易看到二者在这一点上的根本区别。以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研究当然也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成果，但是剑桥学派在哲学层面的方法论设定导致了剑桥学派的学者所能研究的范围非常狭窄，基本局限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人。即便后来Istvan Hont将这套方法推进到了18世纪的思想史研究，但直到目前为止，剑桥学派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Peter Laslett发表于1960年的《洛克<政府论>导论》和Quentin Skinner发表于1969年的著名论战性文章“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为标志），剑桥学派的研究基本上仍然只在16-18世纪政治思想史的范围里绕圈子。虽然剑桥学派在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内可能可以和施派分庭抗礼，甚至能压过施派一头，但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更广的领域之中，就会发现施派的研究方法有更大的施展拳脚的空间。
除了研究对象的扩展外，施派研究方法即便对于一些早已被主流学术圈研究了很多的思想家也能提供新的创见。最典型的例子是施派对柏拉图对话中的情节的关注。施特劳斯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柏拉图对话中的情节的学者，但在他之前，这一学术传统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因而，施特劳斯确实是该学术传统在20世纪的复兴者。众所周知，北美哲学系以分析哲学为主流，而分析哲学在研究柏拉图时基本只关注论证，而不关心情节和人物。（以之前上过的一门讲古希腊哲学的课为例，教授在讨论柏拉图的Laches时，直接进入了对话中后期的对bravery的定义和论证环节，而跳过了占这篇对话将近一半篇幅的前期情节部分。）无论是否赞同施特劳斯最终得出的结论，施特劳斯或施派对情节的关注至少是为之后的学者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明白阅读柏拉图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路径，而不至于完全局限于分析哲学的视野之中。
第四，中国的特殊背景和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前面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主要是针对“为什么施派这么火”，第四点则是针对“为什么施派在中国这么火”。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施派学者是在迎合权力，想做帝王师，但个人觉得这个讲法站不住脚。如果真的想做帝王师，就该从政，或者再不济也可以到智库里去（比如北大法学院的海裔老师就走了这条路），不用投入那么大的功夫在文本解读上。用“迎合权力”或“想做帝王师”来解释施派的流行，是非常荒谬的。还有人会认为，施派的流行应当归结为中国学者的精英主义思想作祟。简言之，就是觉得施派给这些学者提供了某种“逼格”的来源。这种说法看似有些道理，甚至不排除有部分所谓的中国施派内心深处或许确实有这种想法。但我仍然认为，这种“逼格说”是太过“便宜”的说法。对“逼格”的盲目追求可以解释为什么施派在中国流行于一时，但很难解释，为什么施派在中国学界内部流行了将近二十年之久，且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流行下去（毕竟“逼格”这种东西就像流行文化一样，风头过去了大家就会去寻找新的逼格来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诉诸于这种“便宜”的解释的话，就相当于简单粗暴地将中国施派学者都归于“装逼犯”或盲目的信徒，而否认了其有任何内在的、持久的在学理上的诉求。用“中国学者精英主义思想作祟”来打发掉这个问题，未免太轻巧、太不严肃了一点。
中国学界从80年代以来引入了无数的西方思潮和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施米特、尼采、萨特、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些学问虽然多少都在中国学界扎根，但似乎没有一个在热度的持久性上和在规模上与施特劳斯相提并论。这背后是有相当深刻的原因的。要思考中国施派的流行，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中国施派学者自己写的文章里找答案。2010年的时候徐戬曾选编过一本《古今之争与文明自觉：中国语境中的施特劳斯》，里面收录了施派进入中国后最初10年里中国学者们的反思。在徐戬写的《高贵的竞赛》这篇“代序”中，有一句非常要紧的话：

政治哲学与文明自觉有着深刻的关联——施特劳斯现象的首要意义莫过于：砥砺了中国百年沧桑中那个被不断耽搁的文明自觉。（第9页，强调为原文作者所加）

换句话说，至少在徐戬看来，将施特劳斯引入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中国能够找回在百余年来现代化历程中已经被消磨殆尽的文明自觉。
而在《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这篇文章中，刘小枫则总结了引进施特劳斯的三个理由。在我看来，其中第三个理由最为要害，同时也和本篇回答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最为相关：

我们引介施特劳斯的第三个理由就在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让我们懂得，中国之“道”百年来面对的仅仅是西方的现代之“道”，而非西方的古典之“道”，使我们得以摆脱以现代西方之道来衡量中国古典之道的习惯立场，摆脱现代西方文教体系中的种种“盲目而热烈的”政治想象。……施特劳斯所倡导的“古典政治哲学”与中国学界百年来引介过的任何一种西方学说都不同：它既非“主义”论说，也非一种“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学问方向，甚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古典心性。没错，我们在引介施特劳斯对政治和哲学的“理解”——这种“理解”来自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但既然施特劳斯是古典心性的表率，而非一种学说，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其实是古典心性的相逢：在近三百年来的西方、近百年来的中国，这种心性流离失所，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学堂，如今，这种心性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在努力从后现代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第186-187页，强调为原文作者所加）

这段话可以视为对前文所引的徐戬的那句话的更充分的解释（当然，从写作时间上看，毋宁说徐戬的那句话是对刘小枫这段话的简要概括）。如果说引进施特劳斯磨砺了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丧失了的文明自觉，那么具体是如何“磨砺”的呢？刘小枫的这段话提供了答案。在刘小枫看来，中国在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一味盲目地接受“现代西方之道”，以至于失去了“中国古典之道”。这意味着，中国的文明自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沦入了“流离失所”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施特劳斯引入中国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告诉了我们，即便是在西方文明的内部，也有古今之争，也有雅典和耶路撒冷之争，也有诗歌与哲学之争。西方文明（或更准确地说，现代西方文明）并不是像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朴素的自由主义者”）之前想象的那样，是无可置疑的“伟光正”的存在。施特劳斯向我们揭示了西方的另外一面，也即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矛盾的存在。刘小枫等人通过将施特劳斯引入中国，也就同时将一个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古典西方引入了中国。更进一步说，通过将古典西方引入中国，就实现了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某种消解或解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文明自觉受到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压制。而在我们用古典西方解构了现代西方之后，中国的文明自觉就得到了伸张的可能性。（与刘小枫这段话相关的观点可以参看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一文中的说法：“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将迎来儒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的又一次复兴。西学伟人们的时代行将结束。更深入的西学译介工作当然不会停止，但西学为中国思想界提供导师的情景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三十年的思想史，将以中国思想的自觉为归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归宿。”）
从这个角度说，引入施特劳斯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解构，同时也是对中国自身文明自觉和文明意识的伸张。而施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行，也是由于中国的文明自觉渴望得到伸张。这种对伸张的渴望，是随着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前进而必然会产生的。施派在中国的流行只不过是顺应了这一大趋势，或者说是这一趋势在学界的反映。因而，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只要伸张中国文明自觉的渴望仍然存在，只要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对现代西方文明做严肃的反思，施派就会一直流行下去。
相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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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 · 发表于 2019-9-10 13:32:17

@源家稚子邀我回答，我就简单说几句。原因并不复杂。

1.施特劳斯学派重视重新阐释所谓西方的“古典传统”，而中国自己也有一个所谓的“古典传统”。所以施特劳斯派对古典的回溯态度以及回溯方法，启发了同样有着“古典传统”的中国学者在当代学术界做学问的方式。

2.施特劳斯学派对所谓“现代性”，“启蒙”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多有批评，而且批评的有一定特色和深度，是一比现成的批判西方文明的学理资源。

3.施特劳斯学派对“心性”、“品格”、“德性”这些在现代社会失去光彩的东西多有强调，给有着“君子情结”的中国学人一种价值感上的打动，也对现在过于“技术化”的学院学术是一种抵制。不过，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本身却同样是相当技术化的。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随着中国学界对西方学问探索的越来越深，为自己的“中华文明”正名的民族情绪越来越强，都是施特劳斯学派在中国流行的原因。

xo8CcA · 发表于 2019-9-10 13:32:37

1. 因为小枫教主等人的强推。

2. 因为教主一派对施特劳斯的解释，很合民族主义和精英威权主义（私货：自认为精英，知道什么才是其他人的“善”之命运者）的口味。

3.施米特的流行，类似。

4.私货：施特劳斯的归施特劳斯，教主的归教主。施特劳斯和他的几个大弟子（尤其伯纳德特）是了不起的学者，所著书煞是好看。

胜利 · 发表于 2019-9-10 13:33:17

我觉得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阐释中，应当将问题细分为两个部分，即“施特劳斯为什么火”，和“为什么施特劳斯在中国尤其火”。下面几点基本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1、施派给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道路。@一三一四在回答中说“施特劳斯在中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火”，这个说法我个人不甚认同。当下中国高校中但凡对政治学，尤其是政治哲学具有兴趣和旨趣的学子一般都愿意选择施派作品下手。二十世纪其他几个有影响力的政治社会学者，如阿伦特、萨托利、萨义德等人，他们或许在名声上盛于施特劳斯，单一作品的引用率上盖过施特劳斯，却很难如施派那般，给予政治哲学研究一条方法论意义上的教化。提到施特劳斯，我们基本上就会想起来几大著名观点，如“古典优于现代”、“有意义的写作方式是隐秘写作”、“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生活诸领域的技术化（抑或是科学化）”等等。很容易发现这样的理念适用于对所有经典作品的研读，因此无论是施派人士解读过的柏拉图、修昔底德、莎士比亚还是古典中国的公羊学、《春秋繁露》，都可以以施派的方法直接贯彻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施特劳斯是不寻常的政治哲人，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世界观，还有方法论。

2,、古今之争的特别意义。提供方法论的哲人并不仅仅施派一家，但施派提供的理论对于反思现代性有着很独特的品味，这一点 @张逸如的回答中已有所体现，这里不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施派重古典轻现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哲学并非是一门现代学术碎片化后的寻常技艺，而是真正寻找真理的过程，如Klein说过施特劳斯思考的内容是“上帝和国家”。这样一种反现代倾向的智识研究不仅引人注目，更被很多施派的追随者当做政治和哲学的终极目标，类似于《政治学》里“政治的目的是终极的善”的表述。在施派的追随者看来，这样区别古今之争范式的研究显然是不平庸的。事实上这样的研究也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现代的政治学、公法学，在经历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之后，正在进行一种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施特劳斯在评价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哲学时对其德性和品第的高度重视正符合这一标准。

3、当下中国学人的特殊品性。那些60,70年代生的学者，作为当下中国学界的主力，经历过学界的贫乏时期，厌恶与普罗大众等同。因此喜欢在研究中适用晦涩深奥的学术语言，洞察入微的解读方法。对施派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这些正是施特劳斯所主张的。施派认为哲学家的写作需要一种特定的艺术，类似于孔子注春秋之类的笔法，以隐微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这类作品只为哲人的同类准备，世人看不懂也不必看。翻开任何一本cssci的期刊，都能发现这一点在作祟。只是施特劳斯的原意是隐微写作是对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国学者则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自己，脱离平庸。

4,、中国语境与中国背景。在《美国精神的没落》中，施派大弟子布鲁姆曾表述过这样的说法：启蒙运动的现代命运不光没有赢得本来主张的“理性胜利”，反而让人在“无灵魂”的状态下享乐。其实这样的表述更适用于中国语境。在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姑且称之为中国的“前启蒙时代”），大家没有太多的娱乐，却拥有相当统一且执着的信仰（且不谈这种红色信仰是否正确）。改革开放带来了丰富的经济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建立的信仰剥夺殆尽，因此会出现市场经济后经济学家跳楼自杀的例子。甘、刘二国师引进施特劳斯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挽救中国人的信仰问题。防止现代文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伴随的个人主义让社会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分裂。这样的理论固然为自由主义者所不齿，却在很多思想偏左的人里很有市场。

5、其他。关于施派的火热与政治风气挂钩的说法，我个人觉得施派在中国火是一种必然趋势，并非政治投机，真正想投机的人早就做某领导的思想研究讲话精神去了。我曾经与一位政治哲学博士聊过天，对方的说法是出了中国很多政治学研究者都不知道施特劳斯是谁。这个说法未经证实不知真假，但可以肯定的是施派在西方远没有在中国火，因此我在第三第四点中特地说明了为何施派合中国学人的口味。另一个想说的是很多人喜欢把施特劳斯和施米特联系起来，我个人感觉是大可不必。虽然刘、甘二国师同时引进这两位曾经交流辩论过的西方哲人，但并不意味着两个人思想完全相同。施米特更多主张的是现实的政治情势，而施特劳斯把目光投向几千年前。当然还有一种颇为讽刺的说法，即施派对一部经典解读的成就竟然超过经典本身，就意味着现代没什么过于重要的研究意义，学者只好将才智用来深挖古典了。

刘建华 · 发表于 2019-9-10 13:33:22

这个答案别看，很烂.....评论区有批评。
我就留个耻辱柱吧。

就国内的现状而言，确实施特劳斯学派直接被挪过来为合法性做辩护，五四的历史评价还有建国以后的一摊子事儿应该怎么从义理上梳理确实是抓瞎。这是施派进入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关照，也是新左从自由主义内部分裂出来的开始。就施特劳斯的教诲而言，既然洞穴都是特殊的，那么新左能够采取的策略必然不会倒向普世价值。至于这种做法正确与否，不好评价，我不喜欢。实际上新左的棋盘貌似也不是想跟儒家抢饭吃。

这摊子烂事儿先不理，先说说施特劳斯的写作背景。

施特劳斯的学说实际上是欧洲精神危机时期的产物，那一代的西方的杰出头脑意识到了西欧文明内部存在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于是都在为后基督道德时期的欧洲重新寻求价值的基础。施特劳斯本人是犹太人，直接目睹了德国纳粹的所作所为，影响到了施特劳斯的写作，促使施特劳斯反思西欧文明的弊病。

尼采曾经说能够干掉西方的不是战争，也不是武装起义，而是人类价值观念的转变。施特劳斯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了古今之争来诊断欧洲的价值断层。这是他贡献最大的一点。或者按照斯坦利罗森的讲法，施特劳斯提供了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以外的第三种立场：古代哲学的立场，来为人们反思欧洲的症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施特劳斯针对欧洲内部发展的批评史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他针对历史主义的指责。历史主义的盛行首先导致了对于善的否认，更激进地的地方在于导致了人们对于西欧历史的“遗忘”，也就是说，他们否定了这个价值共同体所赖以共存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所以当现代主义提倡所谓的现代性是对于现代意识的永恒把握的时候，你会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断层，只关注眼下，而忽略过去。上帝的不可能不仅仅对于德裔的犹太人是一种绝望，对于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也有影响。

启蒙时代以来西欧的理性化进程促成了学术价值的中立化，官僚体系的去道德化。用马克思韦伯的话一言以蔽之，祛魅。这样的变化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客中。鲍曼已经用《现代性的大屠杀》证明了大屠杀的产生正在于体制内部道德抑制力量的削弱：每一个个体都通过逃避道德责任来努力自我保存，直接的后果就是很多人都在无意中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虐杀，包括犹太人自己。所以当提到施特劳斯反对启蒙的时候，请不要直接打上“反动”的标签，因为阿多诺/霍克海默/福柯/哈贝马斯/阿伦特都参与到了对于启蒙的反思当中去。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是闲的蛋疼。如果你真的读过纠结的保罗策兰与海德格尔的相爱相杀，你就会明白，欧洲内部价值撕裂给他们带来了的创伤是很大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施特劳斯的“流行”是某种现时性问题的需要。当然，就如扎科特夫妇所说，你不能真以为施特劳斯就站在古代的侧面，你在施特劳斯的学说当中能够捞出来的后现代/海德格尔/尼采和施特劳斯自己兜出来的柏拉图差不多多。古今之争的实质并不是是古非今，而是通过雅典——罗马的古典遗产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打个补丁。而且我觉得，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当时哲学普遍放弃形而上学预设的时候，重新去古代典籍里面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拖出来，掸掸土，为知识的基础还有人的高贵做辩护，就这点来说，就牛逼的不得了......

再说句不好听的，有的说法直接把施特劳斯拖出来鞭尸，到底有没有认真理解过他的东西呢？施特劳斯直接的对手是科耶夫。施特劳斯教出来的布鲁姆和罗尔斯抬杠都是有资本的。我这种法左都能平心静气去看施特劳斯的东西，你怎么就受不了他呢。你看着施特劳斯呵呵，可是连现代性的概念都掰扯不明白，那可能我们聊得不是同一个问题吧。

单就我自己的看法而言，最起码他们出的这一堆施特劳斯学派注疏为我们理解尼采/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就这点上而言就已经功德无量。换句话说，照顾了我们贫下中农的智商水平，提供了进阶经典的台阶就已经阿弥陀佛了。这也是为什么这套书卖得这么好的缘故。

娃娃 · 发表于 2019-9-10 13:33:34

1、读施特劳斯需要基本把握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亦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马基雅维利—卢梭—尼采这两条线；而施特劳斯的著作也为这两条线索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脉络。尽管他的古典学有论证不够严谨之嫌，也不可否认他所提供的视角非常有趣；

2、在国内强调施特劳斯的人，多半有着极为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推崇精英教育。施特劳斯自身倒未必有“哲学王”的倾向，然而他的学说很容易被作出精英主义的解读；

3、“隐微写作”可能被作出完全相反的解读，这种解读可以被用来为某种绝对价值的存在作辩护；而在价值缺失的时代，一元价值论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是很有市场的；

4、还是要谈一下国师……甘刘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他们的问题意识大抵还是要在本土寻找一种能够重塑社会基础共识的思想资源，以应对虚无主义的挑战。那一辈人在经历了自由主义洗礼后开始集体反思，立场分裂几乎是必然的。（我本人非常尊敬邓老师，然而从这个角度来说，邓与刘的论战完全是鸡同鸭讲…邓老师没有抓住刘的问题意识的核心）

多说几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可以说是（至少）三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想了解施特劳斯的思想，建议不要读国内学者写的二手文献。
另外，施特劳斯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也是完整经历了二战的一代人。正如楼上师兄所言，施的思想必须放入二战后知识分子整体反思的大环境下进行理解；施特劳斯的研究不怎么引用同时代学者的著述，并不意味着同时代学者对其毫无影响——我倒是觉得现象学以及后现代对施特劳斯的观点影响颇深。

狂奔De蜗牛 · 发表于 2019-9-10 13:34:03

前面回答都是讲理论，我讲个最实际的理由吧。在国内的书店，政治哲学的书是非常有限的，经典原著基本依赖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系列，成规模的政治哲学的注疏、阐释类作品，尤其是古希腊政治哲学部分只有“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而这个系列大量作品是倾向于施特劳斯学派的。说得直白点，人家多年来勤勤恳恳翻译介绍了几百本学术书籍，怎么就不能站上理论高地。谁要是不服，也去出两三百本书啊，我也在每个答案下面说他的好话。

老实说，像我这种没有机会在大学上专业课，又懒得看英文的人，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大概连政治哲学的门都摸不到，哪里轮得到讨论赞同还是反对施派。

豆丁手机眼 · 发表于 2019-9-10 13:34:32

1、其实施特劳斯学派在中国没有想象中那么火，去问大学生，估计六成人不知道或者不怎么了解，顶多也就在一定的学者圈子中流行而已。据说施特劳斯本人的著作是非常深奥晦涩的，并且道法古希腊，这么难懂的精英东西是不可能会火的。
2、施特劳斯学派在中国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最近几年新左派的一些论调，以甘阳等人为代表。甘阳曾写过一篇论文《政治哲人施特劳斯》，详细介绍了施特劳斯学派的起源发展学术观点以及与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派的一些辩论等。简单说就是西方开始现代化进程后并非完美无瑕，反而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各方面暴露出众多问题，而且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困惑。所以施特劳斯反其道而行，直接否定西方的这一现代性，即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并直接溯流而上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中寻找灵感和答案，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古今之争。（具体参见甘阳的那篇论文，很长但很有料，我也并非全懂，姑且胡乱诹些。另，虽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都从古希腊罗马那取经，但后来发展出的政治哲学和古希腊那套已经大走样了，王绍光的《民主四讲》中有论述。）
3、所以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目前的这种现代化（性）非常失败，而他在自己的所有学术论著中也基本不引用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学术观点。反过来在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派别看来，施特劳斯也非常异类，故很排斥。但非常有意思的的是在政治实践中，施特劳斯派又很受重用，很多弟子都在白宫担任高职。
4、最后再回到中国，中国78年改革开放后，可谓百废待兴，八十年代的那批弄潮儿满怀激情投身到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中，急需理论支持。正好这时外国累积了几十年的学术思想成果又一下子涌进中国，同时西方现代性的问题也暴露无遗，这都为理论研究和路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甘阳他们那时一开始饥不择食，看到什么就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开启了一波西方哲学热，执一时之牛耳。等慢慢吸收得多了就找到了各自的学术兴趣方向，并产生分歧。后来相当大的一批人留美后发现西方所谓的现代性原来也存在那么多问题，就不再盲目相信那一套，开始反思。这时同样以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施特劳斯派出现在甘阳们的视野里，让他们一下子感觉找到了通向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至于什么是新左派，因为还没有具体了解过，只粗略看了一些人的著作，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
（套用一个不太恰当的环保比喻就是，西方已经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问题多了，开始反思这一发展模式。而中国则是正要起步发展，正摸着石头过着河，还不知往哪走，而学者们则直接跟着西方一起反思）

回忆lq · 发表于 2019-9-10 13:35:20

1因为我们也处在现代性的泥沼之中。
2因为五四以来对传统的激进否定，逆反是必然的，而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今之争，毫无疑问为传统问题提供了借鉴的资源。
3相比尼采，海德格尔等诊断了现代性问题,又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古典的巨人，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戏剧论解读试图直接暴露「理想国」的不可能性，而这样的论断对于深受乌托邦叙述纠缠的国人来说，有清醒之效。
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施特劳斯对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谎言的必要这些问题（以本人之见）未给出满意的答复，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上施特劳斯还是给了明确的观点，即回到古典是为了真理而非祖先的荣耀，这使得其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保持界限。
5如果要把施派的火热和当前的政治风气挂钩，则需要注意的是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惯常策略无非是运用西方经典来批判时弊，推动现代化，如梁启超通过引介亚里士多德来提出「国民」的概念，使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再比如说顾准通过研究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形态，把古希腊精神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对于中国的大陆文明，动机明显是要说明中国必须向海洋文明的精神学习。而现在的政治风气则倾向于批判西方价值观之弊，而鉴于国人百年来对西方经典的关注，反将一军利用西方经典来解构西方则成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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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施特劳斯和施派（Leo Strauss and the Straussians）在中国这么火？